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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评奖结果揭晓，共有三部科技史著作获得这一奖项，它们是：席泽宗院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获得二等奖；周魁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获三等奖；田淼撰写的《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获得提名奖。此外，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已故院士吴汝康任第一主编的古人类研究成果《南京直立人》也获得了三等奖。

本届评奖委员会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20名专家学者组成，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参加了评奖委员会。

12月24日的颁奖仪式上，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王渝生在代表评委讲话时，历数了中科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与中国自然技术史研究的渊源。

中国科学院刚一成立，郭沫若就确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中国科学史的资料搜集和编纂，二是近代科学论著的翻译与刊行。他表示：“我们的自然科学是有无限辉煌远景的，但我们同时还要整理几千年来中国科学活动的丰富遗产。”“一方面是在纪念我们的过往，而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策进我们的将来。”在1956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的闭幕式上，郭沫若发表讲话说，“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门最能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科学。”

在讲话中，王渝生援引了郭沫若发表于1951年的文章中对于科研态度的论述，认为这些论述在近6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但其中有种种不同的历程。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成果立即可见诸实用；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看不出效果来……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行外行，怀着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点……国家的科学行政也应该把比较长远的算计放进科学研究里去……”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自1998年设立以来，分别在2000年、2002年举行了两届颁奖仪式。前两届也均有科学技术史作品入选。在此奖项设立之初，就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肯定，确定为部委级别的科研成果奖。设立7年来，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已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被誉为“中国历史学的最高奖项”。据悉，目前该奖项资金来源于社科院院长基金和郭沫若子女的捐赠。

本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入选的著作共27部。其中，一等奖1部、二等奖3部、三等奖9部、提名奖14部。获得一等奖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夏商、两周卷）。《中国考古学》是社科院的重大项目，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部综合性的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此次获奖的是它的两部开卷作品，预计今明两年将陆续出版《新石器时代卷》和《秦汉卷》。

全国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社科院副院长武寅，中科院党组成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等出席了颁奖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