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已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
“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组工干部形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对组织工作的具体意见、建议。
“日前，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意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以确保统计部门独立完成民意调查工作。”(新华网北京7月13日电）
在中国国情下，执政党的组织工作对国家的吏治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调查了解民意对组织工作的满意度，无疑是落实“执政为民”思想的必要措施。
2006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的《广州市民个人生活感受调查》揭示：在不同职业受访者中，公职人员对“就业状况”的感受最好；对“月均收入”感受相对较好，明显好于散工、无业者，其满意度超过后者19.6个百分点，不满意度更是相差近40个百分点；对“人际关系”的感受最好，满意度为68.5%，比离退休人员高34.7个百分点。
作为理论上的“社会公仆”，公职人员相对于其服务对象，处于如此优越的地位，其服务工作是否能让社会公众满意，值得为政者戒惧。瓮安事件后，地方政府有两个可能的选择：其一是，“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其二是，寻找问题激化的根源，由此找出解决之道。
贵州省显然选择了第二种思路，在检讨中发现：
“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贵州省将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等党政官员免职。（《贵州“6·28”事件处理结果：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新华网贵阳7月4日电 记者何云江、施雨岑）
如果按某些精英人士的思路，视表达激烈不满情绪的公众为“刁民”，依靠强大的专政力量“硬气”起来，天知道会给中国社会埋下什么后果。
数千年的兴衰轮回一再提示我们，在如花似锦的“盛世”之际，为政者最易忘乎所以，心不在焉地在他们的“盛世”下布满百姓怨恨的干柴。
瓮安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背后都是GDP，GDP高速增长正是“盛世”之源，而这追求GDP的努力却导致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怎样才能让公众满意，到底什么是社会多数人的幸福？社会平和的基础是什么？
莱恩：何为幸福？
2000年，“市场”、“民主”在中国的理论界正如日中天，“与国际接轨”、建设“市场民主制度”成为主流学者们不言而喻的取向，似乎只要如此，中国就既有物质的丰裕，又有社会的公正。
正是在这一年，耶鲁大学政治系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出版了《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罗伯特·莱恩注意到，在1960～2000年期间，按价格不变，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40%下降到30%左右。这让莱恩思考各种因素与幸福的关系。
莱恩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递减。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其实，主流经济学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他们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
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作出选择，满足自己的偏好，从而使“效用”极大化，由此，市场经济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
然而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主宰是资本利润率。利润极大化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眼中，只有“劳动力”这个要素，根本没有“人”的概念。劳动力与其他各类要素一并被归入“成本”的范畴，因而必须以最低的代价获得，并以最高的效率使用。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下，靠劳动力生存的人只能在精细的分工体系中扮演非技能化的“螺丝钉”角色。作为大量同质要素的提供者之一，劳动者只能接受低下的收入水平、无聊而高强度的劳动，否则就面临失业。正如许多企业向员工宣示的：不是工作需要你，是你需要工作！而失业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请注意，在任何社会中，靠劳动力生存的人都是绝对多数。
或许资本拥有者们可以摆脱这种处境，利润极大化的本质是资本拥有者的收益极大化，市场经济应给他们带来幸福。看看历年的胡润富豪榜，就可以知道我们社会的财富顶端群体，其拥有的财富增加何其神速。然而正如莱恩指出的，收入水平越高，幸福增加的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相反，市场服从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资本拥有者们生存在相互算计、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豪门恩怨将人间亲情、友情抛入冷冰冰的金钱算计之中。而莱恩发现亲情和友情正是幸福的源泉。
由此，寄望于市场机制，一味追求GDP增长，给国民带来的未必是幸福。一些国家甚至在GDP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动荡。
看来，美国教授莱恩的认识走到了我们的主流理论家前面。这倒没什么奇怪，处于“接轨”过程中的我们，落后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美国是自然的。令人惊异的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还有走在莱恩之前的人，而且一早就早了30年；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位早行人不是发达国家的学者，而是一位国王。
辛格：国王？哲学王？
上个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提出：
“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这简直不像是国王的口气，倒像是哲学家的话语，使人不禁联想起让柏拉图神往的“哲学王”。
然而辛格确实是位国王，这使他与莱恩有不同的视角。他从治国的角度思考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作为治国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不是单打一。1970年，他据此提出一个让经济学家们瞠目的指标——“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从Product到Happiness，一字之差，显示了“哲学王”与经济学家的差异。
综合媒体的各项报道，我们看到关注“国民幸福总值”的国王将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一落到了实处：
政府善治：
善治从辛格国王本人做起，他生活俭朴，喜欢在首都廷布高处的一间小木屋处理政务，经常接待来访的平民百姓，了解民间疾苦，还经常亲自驾车去全国考察民情。在路上，无论遇到农牧民还是旅店老板，他都会爽快地招呼他们一块聊天，并共同进餐，丝毫没有君王的架子。老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写陈诉状，放在国王车子必经的路上，再在上面压上石头。国王巡视经过时，会亲自下车取走带回去处理。他会根据掌握的情况，在大臣会议上直接拍板，要求政府官员去落实。
5年前，辛格逐渐把日常管理国家的权力移交给一个部长委员会。辛格还规定，如果有3/4的国民议会议员赞成弹劾国王，那么国王就必须退位。
辛格国王保证了他的子民每人有一份田，教育、医疗全部免费，每个国民不分贫贱，都有平等的发展权。而我们至今也没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告别皇帝已近百年。
经济增长：
辛格就任之初，不丹国民生活贫困，文盲率居高不下，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然而辛格多次强调，要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和保持不丹的主权和独立。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辛格统治的34年里，不丹建起了大量学校、医院和公路。有了电力，有了干净的水，有了正式的货币，有了邮政和电话系统。不丹人的预期寿命也从40岁跃增至66岁。去年不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0美元，是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
文化发展：
不丹注重保持淳朴的民风和生活习惯。这里没有人炫耀财富，国王皇宫甚至比许多民宅小。街上没有乞丐、游民、孤儿、暗巷，没有娼妓、毒枭。虽然没有超级豪宅，但也看不到破烂不遮风雨的房子。人们外出很少锁门，犯罪率也非常低。这个国家极为宁静，秩序井然，几乎没有人违反交通规则。首都廷布到处是可以上网连接世界的网吧小店。偏僻的乡间，农夫用手机开心地通话。为了免受过度开放带来的环境与文化污染，不丹对国外游客的数量和停留时间实行严格的限制。
环境保护：
不丹立法规定国土的森林覆盖率。目前不丹国土面积的74%为森林所覆盖，其中有26%的地区被划定为保护地。政府规定，每人每年最少要种植10棵树，而砍树必须有政府批准，山区里的人们，烧火尽量使用牦牛粪，万不得已才烧柴。政府对国内丰富的矿产业、水利资源的开发并不积极，一项新的工业、一个新的农业市场或是一种新的森林产品的产生，都必须考虑它们对环境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1999年，不丹政府宣布不丹为无塑料国家；2004年，不丹又制定法律全面禁止烟草的销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令。商店不准卖烟草产品，居民不准在任何地点抽烟。按政府估计，全国只有1%左右的人口抽烟。
如此治理的国家，国民的幸福感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2008年3月24日，不丹有关官员表示，初步的调查显示，68%的不丹人可被分为感到幸福的人群。许多到不丹的外国旅游者都表示：我们赞赏“国民幸福总值”（GNH），在这里好像回到了心灵的家园。
在国民幸福的背景下，国王主动推行民主化，他对国民讲：
“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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