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 伸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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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2日，龚育之老师在安详中走完了78年的人生旅程。龚老师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历过一场大病，靠着毅力和坚忍，他顽强地走出了疾病的纠缠。最近几年他时常患病，身体一直不好，也多次进出医院，甚至报过病危。尽管如此，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一时还是不能相信，难以接受。作为学生，对他的阖然长逝，我除了悲痛和惋惜，更多的是深深的不舍。我尤其不舍的，是他那永远深邃的目光。

我第一次看到龚老师的名字，是在大学毕业后。由于从理科转向哲学，必然就会同“龚育之”这个名字碰面。这是因为，他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起就开始在这个科学与哲学交汇的领域进行探索，不仅翻译，而且撰写论文，所写的文章结集而成《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书公开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本研究论文集，曾经多次印刷和增订。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辩证法成就了龚育之，也可以说龚育之成就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如果缺少龚育之的名字，那肯定不全面；讲龚育之，如果不讲自然辩证法，那就更不全面了。所以，不管谋面如否，许多人都尊他为师，因为他们确是在读了他这本书后对自然辩证法产生研究兴趣的。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龚老师，是12年前在北大参加博士生考试和面试的时候。龚老师的眼睛亮而有神，目光深邃，但并不像有些名人那样咄咄逼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我不仅有幸成为龚老师的博士生，而且还有幸参与了一项工作，就是将他在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科学与社会方面的思考加以整理。接手之后，我发现这项工作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茫然，因为龚老师的文章通常都是文理交叉，学科融合，历史与现实交汇，理解起来需要广博的知识和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而这些都是我所欠缺的。好在龚老师很耐心，允许我反复斟酌，多次更改框架。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往返于北大39楼的宿舍和中央党校他的办公室之间。我记得当时是十五大召开的前期，龚老师非常忙，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尽量满足我的要求。在他的启发下，我们几经讨论，决定以对话体的形式将他的文章和想法串联起来，力求脉络清晰、逻辑清楚、文风清新，既引人阅读，又助人思考。经过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就是那本《科学的力量》。回想写作的过程，我从龚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益，特别是他的谦虚、认真和宽容。在那本书的前言，我写下了对龚老师的印象和评价。龚老师看后觉得好话太多，批评的话没有，也缺乏拉开距离的客观评价，本要建议我去掉的，但他不愿意强人所难，便在《跋》中点明：那就让这一印象记存下来，同别人的印象和评论去比较、去鉴别吧。龚老师对于写作是极为严格的，追求细节，一丝不苟，尤其是对史料，更是有着近乎残酷的认真。龚老师很少用严厉的语言批评人，但从他的目光里很容易读到是不是要“坏事了”以及坏到何种程度了。当然，如果马上改正了、订正了，他的目光随之就变得和蔼了。

在我的印象里，龚老师属于那种为人低调，处世不喜张扬的人。他和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同样出生在12月26日，名字又以那种最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之”字（毛泽东字润之）韵尾，不仅多次见过毛泽东，有一次还近距离听毛泽东谈哲学社会科学。在写作《科学的力量》时，我原先准备以此引起话头，但龚老师没有同意。我也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因为同毛泽东有这么多相同之处，使他对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情有独钟。他用那特有的目光看着我，笑而未答。我后来又知道，龚老师的家世其实也与伟人有缘。他的父亲龚饮冰（解放后当过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29年曾陪同邓小平从上海到广西准备百色起义，他的生母黄者寿是辛亥革命时期秦州起义领导人黄钺之女。1964年毛泽东接见《红旗》杂志一个写作班子，龚老师参加了接见，毛泽东说认识龚育之的父亲和继母王一知。毛泽东还称龚育之的父亲是“和尚部长”，因为在白区工作时龚饮冰曾以居士的身份做掩护。那次接见，龚老师对毛泽东讲的话作了极为详尽的记录。我翻看、誊抄他原始记录的复印稿时，禁不住赞叹，龚老师罕见地没有表示自谦之意，说：我是湘潭人，主席讲话，在我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包括土语方言，我都能听得懂。他还有些得意地补充了一句：我的速记也是很有水平的！龚老师自我夸耀，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理解，能做毛泽东的小老乡，并和这样的伟人“巧遇”许多共同点，龚老师是深以为骄傲的。

在我的印象里，对毛泽东的研究，如同对毛泽东个人一样，龚老师怀有崇敬之感。他在毛泽东逝世后曾担任过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与人合著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写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般人可能不大注意的是，《读书》杂志曾经为龚老师专门开过一个专栏，叫《大书小识》，龚老师以“郁之”的笔名在里面写过几十篇文章，或长或短、有述有议、严谨又不失谐趣。在我看来，这些文章，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典范之做。有一次闲聊中我曾说，比起他的那些大部头的著作，我更喜欢这些小文章。龚老师说，大小不重要，有深度才算数。他还以毛泽东的一些短文为例，讲了大海不择细流，小识不无小益的道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让龚老师深以为骄傲的不单是那些“巧合”，而是毛泽东平实而有无穷力量的文才，深刻而又无比丰富的思想——这才是龚老师在内心里一次次不断仰望的丰碑。

龚老师治学和经历的丰富，使得很多人对他有着不同的认知。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官员，因为他担任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等领导职务；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他又是一个学者，因为他的著述颇丰，既有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也不乏党史研究的大作，是党史研究的大家；也有人把他看成学者中的官员，官员中的学者，因为他曾参与党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并经常担当主力，如果从1975年参与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算起，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但在我眼里，他永远都是一个长者，一位老师，不是那么幽默但也决不死板。我能感觉出，不管别人怎么看，对龚老师自己而言，他更看重的是他的学者生涯。去年五一期间，我到他家中看望。那时他已经历了一场大病，步履有些蹒跚，说话声音虽不像平常那么有底气，但精神状态尚好，讲了很多话，还送了我几本书。我发现，在他的书架的底座上，整整齐齐按时间顺序摆放着他所有的专著，那是他治学一生的心血啊！这也使我更加确信，他更看重的决不是他曾任过的官职。

在我的印象中，龚老师并不健谈但情感丰富而深藏。我们在写作《科学的力量》以及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多次去中央党校他的办公室。如果事先约好而他的会议没有完，他会吩咐他的秘书把我作一个暂时的安顿。有一次，他主持的会议结束得很晚，等我们讨论完，夜幕早已降临。他特意让司机绕一下路，把我带到学校，再回万寿路他的住所。我记得车到北大西门时，他回头看看我，走时朝车外的我点点头，不说话，但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长者的慈祥和关心。由此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类似的细节：去年岁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为其成立20周年举行了一次较大的活动，龚老师当时身体虚弱，还是执意参加了活动，因为他是中心的创办者之一。会场设在北大图书馆北楼的学术厅，龚老师坐在大会主席台的正中央，在主持人讲话和来宾祝词的时候，他用目光一遍一遍地环视着台下他的众多学生和学界同仁。随后，他用舒缓的语气讲了话，从他的话中，大家能体会出那种厚重的历史感，以及对学术发展的期待。因为发烧，他不得不中途离场，当时我们出来送他，他对我们说：都回吧，还在开会，这样不好。我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他连说了两遍。后来还得知，他在回去的路上，还特意让司机绕道中关村，送何先生回家，然后才去了医院。这是一些小事，但足以折射出龚老师的为人处世之道。

我最后一次见龚老师，是在今年4月下旬。当时，他已经历几次病危，刚从一次抢救中有所恢复，但身体仍然很虚弱。为防止感染，医生不让他和外界有更多的接触，我只能站在病房的门口，远远地朝他招招手。龚老师戴着口罩，身上插着一些监护和治疗的仪器，几乎是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但他还是用那明亮而又熟悉的目光回应了我。然而我未曾料想的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他就悄然离开了。我想他心里一定是留有一些遗憾的，因为他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想说的话没有说完，如果能再给他五年、十年的时间，他一定可以给喜欢读他文章的人写更多的文章，给那些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历史的人讲更多的历史。这不仅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们深以为憾的。

静夜追思，记忆中的这些片断时隐时现，虽然零碎但很真实，于是便写了下来，以此寄托我对龚老师的深深怀念。

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没有去，他的品格和思想也没有去。他那深邃的目光，过去是，将来也会是我内心永远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