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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5日，科学时报刊发了《基因歧视：一种可怕的力量》一文，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铭贤应邀，针对美国即将出台一项反基因歧视法案所撰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沈铭贤在文中指出，“防止基因歧视必须保护基因隐私”。本期我们继续刊发这组文章的第二篇。]

防止基因歧视，除了要保护基因隐私外，还必须澄清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基因到底起什么作用，“基因决定论”是否科学？

随着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基因重要性的认识也日趋深化。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顺利实施，不仅绘制出精确的人类基因组图谱，而且发现了若干疾病基因，还发现人的性格、行为、智力也和基因有一定关系，基因检测、基因治疗等技术随后也发展起来，人们对基因的好奇和期待几乎油然而生，加上一些夸大的宣传和炒作，基因决定论不可遏止地滋长起来。“过去我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存在于我们的星座中。现在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这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HGP首任负责人沃森的一句名言。半导体的发现者之一肖克利首先捐出自己的精子，建立“诺贝尔精子库”，以生育像他那样的精英。有的科学家还描绘这样的未来图景：“最终笨人和基因富豪阶级变为基因富豪人种和笨人人种——完全不同的种族彼此不能通婚，其相互之间的浪漫兴趣正如现在人类对于黑猩猩。”

基因决定论有深厚的渊源，是遗传决定论的新形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其实就是遗传决定论的萌芽，只是还没有穿上科学的圣装。到了19世纪末，英国科学家高尔顿倡导的“优生学”（Eugenics）试图为遗传决定论披上科学的外衣。20世纪20至40年代，优生学风靡一时，尤其在美国和德国，许多遗传学家和政治人物都信奉“优生学”。罗斯福曾公开宣称：“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确保优等血统人口相对不断增加，劣等血统人口不断减少。”只是由于1929年的金融崩溃使优生运动彻底失败，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恶果。至于希特勒，众所周知，“优生学”是他推行种族屠杀政策的重要“科学”依据。二战后，“优生学”声名狼藉，以致1988年在我国举行的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决定不再在科学文献中使用“Eugenics”一词。

但基因决定论的兴起明白无误地警示我们：遗传决定论并没有销声匿迹。如何评价基因的作用，评价遗传与环境、先天和后天的关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如果基因决定论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基因歧视就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些奇妙的事实：在中东和非洲较为流行的镰状贫血症，是由某种基因缺陷造成的，然而，正是这种缺陷使他们对疟疾有很强的抵抗力；囊性纤维化疾病在欧美较多见，也是一种基因病，有这种疾病基因的人很少得霍乱；一些人即使与艾滋病患者长期发生性关系，也不会感染艾滋病。为什么？因为他们存在某种基因缺陷。

祸福相依，此之谓也。携带某种疾病基因，当然不好；然而，它又可能保护你免受另一些疾病之灾。这样的基因究竟是好是坏？难说。

更重要的是，大量材料表明，生活方式和环境比基因的作用还大。多数（60%以上）疾病主要是由生活方式和环境引发的，疾病基因或基因缺陷要起作用，也必须有一定生活方式和环境的配合。

还有，我们知道梵高是精神病患者，霍金是运动神经症患者。他们都是严重疾病基因携带者，而且表现了出来。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梵高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画（如《向日葵》）是艺术的瑰宝，曾创造拍卖的最高纪录。同样，霍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被誉为当代的爱因斯坦。可见，决定命运的不一定是DNA，基因歧视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领导人柯林斯不无讥讽地说，基因决定论把人类看成“完全被DNA双螺旋控制的无助的牵线木偶。这和目前科学所告诉我们的东西相差太远了！”让我们记住一句睿智的格言：基因是重要的，但并非故事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