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尚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退休制度、人口素质以及资源短缺环境承受能力弱等都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要让人口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并非要放松人口政策，让已经很庞大的人口基数变得更大。目前，最重要的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人口本身的协调发展。

    ●我国并不缺少劳动力数量，而是劳动力素质需要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日益依靠科技驱动的当下，劳动力的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数量却很难替代劳动力的质量。

    ●如果把人口数量多作为我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优势，那么将永远无法突破我国当前面临的发展瓶颈。

    ●结合“用工荒”和“就业难”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人口数量多还是少的问题，而是何种素质的劳动力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问题。

    高端访谈

    2011年4月28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发布。数据显示，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标准时点，全国总人口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5.84%，年均增长0.57%，这个增长率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1.07%下降了0.5个百分点。

    一时间，人口及人口政策问题成为各界专家关注的焦点。人口生育率过低、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政策调整不可延宕成为部分专家学者高举的观点。

    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必须依靠较高人口出生率？所谓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什么？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为此，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人口政策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

    人口政策的制定是一项系统决策

    科技日报：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呼吁中国放松人口政策，并以“人口红利”说作为支持。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

    蒋正华：我从来不认同所谓的“人口红利”说。“人口红利”一词由国外经济学家在分析部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口状况与经济增长数据关系提出的，认为这些国家人口年轻、劳动力数量众多，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并没有普遍意义。同样，也有许多例子说明，人口快速增长，劳动力过多给发展带来压力，阻碍了发展，这就是“人口陷阱”说。

    结合我国当前的情况，由于长期劳动力大量富余，虽然可以降低劳动成本，但也促使一些地方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下。8亿件衬衣只能换一架飞机，劳动生产率不到经济发达国家的十二分之一。

    由于人口多，我国农村不能向规模经营突破，也影响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所占有土地平均约为10多公顷，而我国只占0.6公顷。人均耕地少使我国农村只能进行小规模耕种，很多现代耕作技术无法使用，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收入都无法提高。长期以来，农村二元经济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转变及全面、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数量巨大，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资源环境压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如果中国人口更少些，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将会走一条更健康的快速发展之路。

    科技日报：您认为部分学者之所以强调人口数量作用、要求放松人口政策，是因为他们在理论推测中忽略了哪些因素？

    蒋正华：这些学者之所以推测未来可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因为没有考虑经济结构、科技发展、人口素质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我国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其劳动生产率也只是德国的65%；最低的部门则只有德国的6%。资源环境和经济转型的压力，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假设2050年我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能提高到德国水平，那么我国将有1000万劳动力过剩。另外，我国的退休年龄是全世界最早的。如果将退休年龄推迟5年，那么我国每年就会增加8500万劳动力。在未来的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我国必然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重要抓手，因此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不会像某些学者预测的，出现短缺现象。

    科技日报：所以您认为制定人口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是一项系统决策？

    蒋正华：是的。为了说明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学者用数学模型来说明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他们的模型看，两者之间很明显是线性关系。然而，这类模型隐含的前提是经济结构不改变、科技水平不改变、劳动力效率不改变。在这三个参数不改变的情况下，经济是一个呆滞的实体，当然是人口数量越大，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也就越大。这类模型还假设市场是无限的，即没有边际效应递减，生产的产品再多也有销路，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我们知道，在现实中这些假设和条件都是不存在的，要评价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必须综合考虑诸多因素，以及该国家、地区的现实情况。

    与人口红利说相对应，人口陷阱说同样不能成立。人口陷阱学说认为，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资源产品消耗，可能比他们生产的产品和财富更多。因此,人口每增长1%，需要保持3.5%—4%的增长率，才能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下降。否则，就会使发展落入“陷阱”，不能自拔。我同样反对这种说法，这是片面强调人口的负面作用。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劳动力的多少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期”是错位的。又如，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口还不足北京市人口的1/3，台湾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略多，韩国人口不到广东省人口的一半。把这么小的区域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历都说明，劳动力的多少、人口年龄结构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外在环境。实现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和道路，以适应这些环境。

    人口数量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人口素质和科技创新

    科技日报：我国的人口基数巨大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您认为如何能让这些人口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

    蒋正华：要让现有人口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避免或尽量减少负面效应，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劳动年龄人口能充分参与劳动生产；有效的劳动力配置制度，为劳动力提供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劳动力本身有参与劳动的意愿；较高的劳动力人口素质，从而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土地、水源、原材料等资源禀赋。目前，我国尚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退休制度、人口素质以及资源短缺环境承受能力弱等都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要让人口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并非要放松人口政策，让已经很庞大的人口基数变得更大。目前，最重要的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人口本身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我主张的人口协调发展观。

    科技日报：结合您上述的限制性因素，您认为应该选择何种适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

    蒋正华：上述因素限制了我国巨大人口基数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急需相关政策调整和支持。结合我国当前的情况，我认为调整的重中之重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下大力气提高人口素质，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破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压力。

    当前，我国面临着能源稀缺、环境污染的难题，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说，现有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当前以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劳动力情况所决定。

    劳动力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我国并不缺少劳动力数量，而是劳动力素质需要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日益依靠科技驱动的当下，劳动力的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数量却很难替代劳动力的质量。经济学中的“里昂剔夫之谜”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我国当前面临的困境之一：劳动力数量多，质量不够高，导致我国只能优先发展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总是花大力气“替人打工”，却把污染留在中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如果把人口数量多作为我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优势，那么将永远无法突破我国当前面临的发展瓶颈。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提高人口素质，以高质量的劳动力作为发展优势；另一方面要着手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

    科技日报：您如何看待当前“用工荒”和“就业难”这两种貌似矛盾的现象？

    蒋正华：这两种现象看似矛盾，但同样都证明上述观点：劳动力素质要提高，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为什么会出现“用工荒”？原因是低端产业不舍得离开，由此对低端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就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就业难”则说明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素质的培育跟不上发展的要求。“就业难”的原因之一，是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容纳较高素质劳动力的产业发展不足，造成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没有“用武之地”。

    结合“用工荒”和“就业难”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人口数量多还是少的问题，而是何种素质的劳动力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问题。巨大的人口数量、严峻的就业难题和资源环境压力，应当成为经济转型、科技创新的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为现有人口提供工作机会和较高质量的生活条件，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中国当前人口政策的目的是保证人民未来幸福

    科技日报：您如何描述我国当前人口政策的目的？

    蒋正华：我曾经在青岛农村调研。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当地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地农村家庭一般是男人外出工作，农村的播种工作则由拖拉机收割机集中完成。当地家庭较为富裕，但也没有大量出现养育2个孩子的现象。实际上，绝大部分家庭都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状况最为舒适。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国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并非限制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是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使社会经济体制、制度建设达到一定水平，让人们能自由判断生几个孩子对自身对家庭最有利，也可以自由选择生几个孩子，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可以调节全社会平均生育水平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但从目前来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条件、制度建设、社会发展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尚需要通过相关人口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制度建设、影响人们的观念，从而保证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

    科技日报：有学者用“未富先老”来描述我国即将面临的人口状况，认为现有的人口政策未必能保障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您对此怎么看？

    蒋正华：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约为1000万，不可能出现部分学者预测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增多、老龄化的现象不可避免，这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经济科技水平提高、人均寿命延长的国家。

    假设人均寿命为80岁，人口达到稳定状态60岁以后就进入老龄阶段。考虑到60岁以前的人口死亡率不到1%，60至80岁的老龄人口比例为接近四分之一。平均寿命延长到90岁，稳定状态下60岁以上人口接近三分之一。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人口比例会更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1世纪传统意义上是老龄化将成为常态，我们应当改变观念，老龄的界定应当推迟。历史上老龄的界定从45、50岁，到20世纪中才界定为60岁。老龄界定的观念改变将改变许多对人口有关问题的认识。面对老龄化问题，当务之急是发展养老制度，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也可对现有退休制度进行调整，让一部分60岁以上人口为社会发挥更多作用。

    科技日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二五”末城镇化率要提高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数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对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您有什么建议？

    蒋正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如同车辆的两个轮子。经济发展了，自然会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又能推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五年内城镇化率提高4%是个不低的速度。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大城市吸纳一个人所付出代价最低，因为公共设施的投入最小。但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问题。1986年联合国第一次国际大城市市长会议，以400万人口的城市为大型城市。在会议上各国市长反映大城市普遍都面临着水资源、垃圾处理、交通、环境污染等问题，即“城市病”。现在看来，城市人口规模在200万左右最为合适。这样规模的城市，既有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能综合解决社会经济的问题，又不会带来太突出的“城市病”。城市人口少于25万至30万，经济发展动力较差，也应当在发展中适当扩容。世界先进国家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要规划好人口流动，防止出现大量超大型城市，带来本可避免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城镇化的目的是让经济社会更好发展，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从世界上国际移民的经历，以及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发展来看，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城市管理者付出耐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