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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国家图书馆收藏古籍的平均酸碱度从上世纪60年代的7.0至7.5已经下降到6.0至6.5，一旦PH值降到5.0以下，书籍就成了‘尸体’，纸张一碰就可能变成粉末。”

　　这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无论春夏秋冬，藏书库室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相对湿度保持在50%。这里永远是国家图书馆中最安静的地方，因为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被允许出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研究员杜伟生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因为工作原因，他一年也只能进入几次，取需要修复的古籍。

　　馆内的准入制度异常严格，必须有上级领导的审批方才可以进入，并且要准确记录出入时间，而一般人想接近书库都非常困难。即使是杜伟生，每一次取、还也只能戴着手套，举着木制托板等在藏书库的门口，由专职管理人员拿出需要修复的古籍，置于托板之上。

　　从1975年开始，杜伟生一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的修复工作。他说，国家图书馆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馆藏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极为珍贵的古籍。

　　“眼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古籍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初步计划在3至5年内完成。”杜伟生说。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并部署了全国古籍的普查工作，由此拉开了全面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表示：“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献收藏单位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古籍的数量在2700万册以上，而这仅仅是个保守的估计。我认为数量至少在3500万到4000万册以上。除了国家收藏单位图书馆、博物馆、文献收藏单位以外，民间还有大量藏于个人、寺庙。”周和平指出，目前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存在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家底不清；二是由于环境污染和人为原因，古籍酸化和脆化程度加快；三是古籍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四是古籍修复工作进展缓慢；五是古籍的重要价值和生存状况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经费投入不足。

　　因此此次的古籍普查，首先要统计出完整的古籍数量，同时对古籍进行分级，以便实现对古籍的分层保护和修复。古籍按照文化部颁发的《古籍定级标准》共分4级，一级为最高级，是具有特别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古籍.，如元代及其以前(包括辽、西夏、金、蒙古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等，四级则是一些具有一般价值的普本。而最终的普查结果汇集成“中华古籍信息库”。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办公室主任陈红彦说，建国以来，我国对古籍保护一直都有所重视，也曾经多次投入资金扶持保护和修复，但是像这次一样，由政府出面组织如此规模的普查与保护，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但现实的确已经刻不容缓。“全国几千万册古籍，大部分存在不同原因、不同程度的破损。除了战乱离丧、水火相侵、鼠啮蠹蚀以外，由于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古籍酸化问题非常突出，简直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古籍酸化不断加剧。调查显示，国家图书馆收藏古籍的平均酸碱度从上世纪60年代的7.0至7.5已经下降到6.0至6.5，一旦PH值降到5.0以下，书籍就成了‘尸体’，纸张一碰就可能变成粉末。”

　　杜伟生说，根据实验证明，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保存年限最长也只有200年，所以对于部分特藏的古籍来说，“脱酸”已经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图书馆采用的方法是利用碱性物质来中和纸张中的酸，而对于引进国外先进的脱酸机械设备，则由于成本太高望而却步。

　　“600年前的古籍论页卖；400年前的古籍论册卖，元代以前的古籍论块（残页）卖。”这条在收藏界流传已久的定律，似乎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籍现状的燃眉之急。而除了“酸化”之外，“老化”与“虫蛀”也颇为严重。

　　老化主要表现为纸张的颜色变暗、变硬，以及出现黄色斑点等。造成老化的原因比较复杂，光照、污染、潮湿等都会成为元凶。老化的古籍，会逐渐丧失纸张的机械强度，直至变为粉末。而虫蛀则会让古籍上出现圆形或曲线形孔洞。杜伟生说，国家图书馆目前采用低温冷冻法进行杀虫，所有图书在入库前都将在零下22℃到零下25℃冷冻7天左右。“其实目前我们使用的都是一些入门手段。和国际上有关温度、湿度等控制标准还有差距。国外一般藏书馆室内的温度是0℃至4℃左右，但我们只能借助空调做到20℃，降低1℃投入的成本是巨大的，目前还无力负担。更糟的是，空调只有在上班时间才启动。”

　　而相对于古籍的破损速度，古籍的修复进度却极其缓慢。杜伟生叹息地说，由于古籍修复人员学历偏低，普遍被视为匠人，所以在职称、待遇等各个方面都处于生存劣势。杜伟生说，目前坚守古籍修复的在全国范围内也不超过100人，而年龄又大多集中在40岁至50岁之间。“可以说近10年间，这支队伍几乎没有新人加入。”

　　面对数千万册亟待修复的古籍，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总共有19名修复人员，这对于拥有大量古籍的图书馆来说，已经显得非常贫乏。而在地方，情况则更为棘手。杜伟生说，如果当地有5个修复专家，规模就算是很大了，人才的严重匮乏导致很多收藏单位无法开展古籍修复。

　　长期以来，古籍修复人员的培养一直沿用口耳相传，师带徒的传统方式，直到今天这种方式也仍然是修复业的主要教学模式。但也有弊端，如教学中有较多的保守和排斥，学生数量少，核心内容很难学得到，更不用说将技艺行诸笔端，令后人共享。这种传承模式决定了其核心技术将面临失传的极大危险。

　　陈红彦说，古籍修复是一门既费心又耗时的“拯救艺术”，修复人员不仅要拥有修复技术，还要掌握历史、化学、生物等多方面知识。

　　杜伟生曾经修复过一幅古籍中清朝中期的画。“当时画中的人物已经不是很清楚了，甚至有些发黑。按照常规，应该先进行清洗。当时我拿一支毛笔沾了一点儿温水，在画的一个小角上轻轻洗了一下，突然发现，这幅画原先其实是画在绢上的，然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它本身的绢已经磨损没了，墨迹渗透到丝织品下的浆糊上。如果当时全部用水清洗，就会把画洗坏。”

　　“目前，古籍修复工作从整体上看，科学化规范化程度不够，修复手段和保护技术落后，古籍的保护无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一方面需要对在职人员加强培训，提高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扩大修复人员的队伍。”陈红彦说，自从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对在职人员进行了两期在职培训，目前已完成七十余位在职人员的培训。而第三期修复培训也将于7月8日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幕。

　　而除了短期的培训，如首都职工大学已经委托国家图书馆分校开设修护、保护本科专业，北京大学也申请到了研究生专业方向的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学历，也就间接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待遇，人才匮乏的状况才会缓解。”

　　然而怎样保护这些古籍才更为科学，究竟是该“用”，还是该“藏”，则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陈红彦说，国家现在明确规定以保护为主，因为古籍毕竟是文物，为防止竭泽而渔，必须严格控制对它的利用。但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林子雄则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并表示如果将古籍当做不可触摸的文物来对待，封存在阴暗的地下室中，就完全违背了作者著书是为了传播与流通这一初衷，也丧失了传递知识的基本功能。

　　这个由来以久的矛盾，近些年来已经借助科技手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陈红彦说，目前一些图书馆已经借助缩微阅读器，将古籍的原始信息原封不动地以缩小影像的形式摄影记录在感光材料上，并加工成微缩品供传播和使用。此外，从2002年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也是旨在借助现代仪器将珍贵古籍批量影印，并赠予清华、北大等全国100所高校图书馆，让阅读变为现实。虽然我们的保护技术与世界上先进的古籍保护技术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自从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我们在不断的加紧脚步和国际接轨。

　　国外有关保护和修复人员都是硕士和博士毕业，目前我们正在加大培训力度。再有国外设备多为高新设备，如脱酸机器和先进的实验仪器。目前国家图书馆申请的先进实验设备已经到位，实验也马上开始。

　　“在历史上私人收藏家无私贡献的古籍也是比较多的，”陈红彦说，我们非常欢迎由私藏换公藏的这种形式，因为这样它可以被更多的人阅读和使用。而且从保护环境和专业性来说私藏怎么也不如公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