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 伸 阅 读

变迁城镇传教士工业化古代华北基督教近代近代中国梁启超留学生民族主义启示青海社会变迁孙中山英国知识分子职业教育转型

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6月16日，刚刚出版了新作《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北京三联书店为读者举办了一场题为“晚清风云70年”的讲座。

与时下流行的种种“戏说历史”风格、“百家讲坛”风格不同，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既没有巧智的噱头，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在平实而又不失生动的讲述中，中国近代史上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人物不再是平面和概念化了，留给听众的是对于历史的回味与深深思考。一如他的新书，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用浓烈的忧患意识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

历史学者如何“讲故事”

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艰难的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以及轰轰烈烈的义和团事件。雷颐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眼光重新阐释这一段历史，分析每个历史人物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生动的叙述中，充满了历史的智慧与反思。

在讲到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是这么叙述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林则徐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后来，魏源受林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的谴责。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雷颐非常喜欢现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有感于当时历史叙述的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的现象，所以将他在1961年发表过的这篇文章重新发表。雷颐说：“一种定式、习惯一旦形成，已经‘格式化’，则非朝夕之间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应该如先生所说，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也许《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这本书正是他“寓论断于序事”的尝试吧。

过去对于未来的启示

读史使人明智，立足今天来谈昨天，目的是启发思索今天的相关问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雷颐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雷颐说：“从更深一层的原因来看，清王朝的被推翻说明了统治者对‘社会整合’的失败。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并非传统的异族入侵，而是深刻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组织机构、新的社会政治观念……不断产生、传入，这一切都要求统治者能明察秋毫，正视现实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改革旧制度、创建新制度、协调各方利益，对社会进行整合。如果统治者不能成功对社会进行整合，那么不是以强权压制社会的进步，就是自己被社会革命所推翻。”

在历史缝隙中的困惑与思考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分为4个版块，“历史总会被记起”和“斯人已逝”两辑分别以事件和人物为主题、以今天为立足点，打捞历史的残骸，挖掘对现在的意义。比如：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全局问题由于全局讨论得以妥善解决；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补选，因学术与政治相互博弈而能保持微妙的平衡。作为晚清第一代驻外使臣，郭嵩焘因“崇洋媚外”不被世人理解，晚景凄凉；胡适晚年以诤友自居对国民党提出一系列批评和建议，然不被理睬，独自彷徨，等等。

而“历史的余波”和“不该遗忘的伤痛”两辑则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部分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讨论了一度热播并引起广泛争议的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价值取向，对于历史的荧屏书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文学评论部分，茨威格对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卡夫卡的小说对于东方民族遭遇的惊人预见等内容，更是超越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樊篱，从世界历史的眼光对历史与人性进行反思。

雷颐说自己读书、读史全凭兴之所至、毫无目的，“因此这本书所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谓庞杂。内容固然庞杂，但无非是些旧人旧事。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历史人物必然身处历史事件之中，而历史事件也只能通过历史人物发生、表现出来，所以说到底，这些‘杂乱无章’的文章还是在分析、透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的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