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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澳大利亚科学家同记者开玩笑：“我们的人口还没有你们的科学家多。”不过，澳大利亚至今已诞生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一项诺贝尔文学奖）。1915年，布拉格父子获得全澳第一个诺贝尔奖时，澳大利亚男性人口不足300万，深陷一战泥潭。

澳大利亚国家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是澳联邦政府最大的研究机构，成立于1926年，被CSIRO一位工作人员形容为“中国的科学院加上农科院和林科院”，其一大特点是应用研究占其研究活动的约90％。

CSIRO现在的掌门人Geoff Garrett于2001年就职，是CSIRO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国外的CEO，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还是校拳击队的一员。加入CSIRO之前，Garrett在南非国家科学机构CSIR做了6年主席，当选南非1998年的“年度老板”和1999年的“年度工程师”。

Garrett为何能在国际招聘中胜出？这可能是澳大利亚政府鼓励科研企业同市场结合的结果。澳大利亚科学部长Peter McGauran表示：“因为他是一个能变革的‘商人’，CSIRO需要变化。他必须建立起和工业界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使研究商业化，给纳税人的投资以明确回报。”

加入CSIRO之后，Garrett把重点放在了解决国家重大科学挑战上，上马了六大旗舰项目。而他对商业计划的高度重视则引起了全澳“科学VS金钱”的大讨论。轻金属旗舰项目开始仅两个月，工业合作伙伴由于成本问题退出，导致了7500万澳元的损失。此时，澳大利亚媒体问McGauran，“你给他多长时间。”McGauran回答：“他需要多长就给多长。”

2006年，Garrett连任。CSIRO 2006～2007年度报告显示，旗舰项目目前有350多个工业界合作伙伴；一个外部评价小组认为，旗舰项目合作、集中的管理方式为国家大型研究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最有前途的机制”；经济分析公司ACIL Tasman估算，CSIRO项目蕴含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中一项投入1.75亿澳元的计划将获得9亿澳元收益，另一项7000万澳元的计划将获得3.76亿澳元回报。CSIRO目前也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最近在北京访问时，Garrett利用早餐时间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了他对如何开展应用研究的看法。结束后不忘反问记者一句：“开心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Garrett哈哈大笑：“希望有帮助。”

《科学时报》：CSIRO运行的策略是什么？

Garrett：我们的战略包括3点。第一，建设旗舰项目来解决最重要的国家科学挑战。第二，工作的核心是作出好的科学项目并使之能被应用，这需要我们和商业界、公共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有一些好的科学项目能发表好的文章，但是没有实际应用，这是很可惜的。第三，使机构有效运行，通过各种管理手段使科学技术广泛传播。

《科学时报》：作为领导者，你的职责是什么？

Garrett：作为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确保正确的方向，更直接地说就是要作选择。我们不是全才，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必须选择。我和我的委员会一起确保这些选择正确。

第二，我要确保我的领导团队是最好中的最好，我的工作就是发现组织内外的优秀人才，给他们提供成长的机会。比如我刚提拔了一个年轻人，3年前他是澳大利亚“年度最佳青年”，去年他是“年度商业领袖”，我给了他一个机会领导CSIRO国际部。

第三，要沟通，同政府官员、商业界沟通，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以保持组织运作顺畅。科学需要人们超越界限、相互融合。我工作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帮助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工作，并且同机构外的人合作，一起解决重大问题。

《科学时报》：你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Garrett：最大的挑战是要保证有最优秀的人才，创建并持续提供令人兴奋的环境，来吸引、激励、招募和培养人才。我们有很好的系统从博士生阶段开始训练年轻人，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建立良好的开端。

如何建立这样的环境？通过开展最令人兴奋的、有意义的项目，比如环境变化、清洁能源等关乎人类生存的挑战性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保证他们所需的设备，给他们自由地同全世界最优秀科学家合作的机会。

第二大挑战是保证集中力量研究国家重大科学挑战，使科学转化成可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元素，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做好的研究，确保科学有用武之地，这就是我们努力工作的目标。

《科学时报》：如何让科学能够实际应用？能否举例说明？

Garrett：比如我们在营养学方面作了很多年的研究，在国际知名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人们平常在书店买不到这些杂志，也许只有200个人能读到这些文章，而我们感兴趣的是让营养学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活。如果我们可以把科学用一种更好的方式传递出来，就可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CSIRO的出版集团去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营养学的书，名叫Wellbeing Diet Book，旨在把营养学家的研究成果变成每个人都能应用的日常食谱。现在，这本书是澳大利亚最畅销的图书之一，销售量达到70万册。我的医生对我说，他的很多病人都说靠这本书活着。

《科学时报》：应用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能否分享一些CSIRO的经验？

Garrett：是的，这非常难。对我来说，关键是合作伙伴。在开展项目时，除了考虑科学难题，还要在最早的阶段考虑成果今后如何应用，市场情况如何。所以在解决科学问题的同时，要平行地发展它可能应用的途径。这就要求以后应用这些科学技术的人尽早参与进来，而不是完成了科学任务之后再问：怎么应用呢？这完全是人的问题。我的经验就是，越早让使用科技成果的人参与进来，将来成果的转化就越好。

除了工业界的人，如果是环境问题，还需要让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尽早参与进来，与他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如果这些人不懂，我们就用通俗有趣的故事让他们明白。

我是总理科学、工程和创新委员会的一员，我们为很多部门工作，如健康、教育、科学、农业、工业、国防等部门，和部长们一起工作。我首先要做的是洗耳恭听，听听他们有什么困难、现在需要什么、将来需要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作为领导者，一个关键素质就是倾听。我要听总理和部长们的意见，同时也需要听CSIRO员工的意见。在机构之内有很多智慧，领导者的职责包括发现并利用这些智慧。所以说交流不仅仅是表达，也是倾听。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

《科学时报》：你这次来中国的感受如何？

Garrett：这次访问，我见到了你们的教育部部长，他让我印象深刻。让我嫉妒的是，中国很多国家部门的部长都有科学和工程背景，因此他们知道科技能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而澳大利亚大部分官员都是律师、商人，所以我必须更努力地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科学这么重要。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很鼓舞人。

我很享受这次访问，这周最令我兴奋的事之一，就是发现了中澳之间在水资源、能源、环境方面面临相似的挑战，我们今后有很多合作的可能。希望今后CSIRO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