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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要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或元素就必须公开其详细的污染排放信息。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巴斯夫不公布，你也拿人家没办法。”

　　6月30日上午10时，朝阳门外一座写字楼的19层，一个不大的会议间里，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刘立灿正讲述着他近三个月来“不懈的努力”与“未果的无奈”。

　　让刘立灿较上劲儿的，是13家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型工厂的跨国公司，它们都是全球100强；其中，包括国际化工行业巨头巴斯夫。因为它们在中国没有主动向公众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而在其本国或其他国家，却主动公开了这些信息。

　　刘立灿曾在5月12日、6月19日两次向巴斯夫“讨要说法”，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不公平待遇，对中国的环境和公众一视同仁，全面公开其污染物排放等环境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但在两天前的6月28日，他收到了巴斯夫的第二次回复。

　　回复中，巴斯夫称，它位于上海浦东的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是采取统一的标准收集关于环境和排放数据的全部信息；向政府部门提交后，即成为政府环境监管信息的一部分。与前一次回复一样，巴斯夫依然没有对其为何不公开信息做出解释。

　　这是绿色和平在4月26日发布《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调查》之后，就“双重标准问题”的又一回合较量。

　　巴斯夫在中国有着15个独资和合资的生产型企业。其中，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就设在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江心沙路北边。刘立灿走访过那里。

　　厂房围墙的西边，有一条马路，是当地西新村村民买菜、散步的菜市场。马路一边的鱼塘四周，是村民们居住的房子。一位西新村的村民说：“在这条街上散步，随时都可能闻到一股很难闻的臭味，甚至在家关死门窗都抵挡不住，只能把风扇开到最大让臭味小一点儿。”

　　厂房北边的马路一旁，则是生活着近千人的北新村。一位姓徐的居民告诉刘立灿：“几年来，这里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了，住在前面的一家，患膀胱癌。我是乳腺癌。隔壁一个肝癌。再隔壁一个是子宫与膀胱癌。再过去一个是肺癌。”

　　刘立灿到过江心沙路巴斯夫专用码头。那是4月11日晚上10点30分，正值江水退潮。码头东侧一根直径超过1米的排污管整个儿露出了水面。大量浑浊棕色的污水不断排出，江面上积累了大片白色泡沫。

　　“我们在这个排污管处用1升棕色实验室专用取样瓶采集了水样。水样有余温，浑浊、泛白。”刘立灿说。直到晚上11点，污水排放量才逐渐减少，直至停止。在该排污口附近，他和同事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标志牌指示所排污水的来源。他们只知道，这个排污口与巴斯夫的厂房仅仅隔了一条马路。

　　随后，水样被送到SGS通标公司上海实验室进行检测，德国欧洲坊发展农业和环境分析实验室分析了检测结果。“结果表明，水样已经被高度污染，而苯、甲苯、二氯甲烷、氯仿等14种有机毒物在水样中被发现，证明该水样是受到了典型的工业污染。”刘立灿说。

　　绿色和平试图找到巴斯夫在当地的污染物信息，但是巴斯夫却没有公开；他们也试图进入巴斯夫厂区查看排污口，但是遭到了拒绝。

　　“巴斯夫在德国、美国和加拿大都自愿、主动地通过官方网站，直接向公众公开其详细的污染物排放信息，而它在中国的所有15个独资和合资的生产型企业都没有。”刘立灿说。

　　4月30日，绿色和平向上海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申请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环境信息。但在5月底的回信中，浦东新区环保部门称该公司以“商业机密”为理由拒绝环保部门提供这些信息。

　　“为什么同样的信息在其他国家可以主动直接向公众公开，在中国就成了‘商业机密’？”刘立灿纳闷了。而最让他痛惜的是，自己“仅仅是知道巴斯夫生产的是一种化工助剂，但没有证据说就是巴斯夫的存在，危害了这里人民的居住环境”。

　　“说‘商业机密’，是否有相关的部门去做了调查和取证呢？如果没有，凭什么拒绝提供信息？”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认为，这是当地环保部门“思想意识没跟上”。

　　夏军介绍，早在2002年6月29日，国家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促进生产法》，要求各级政府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清洁生产实施的监督，并定期公布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的名单。

　　夏军还告诉《北京科技报》，环保部门的滞后与不作为不仅仅限于上海浦东。

　　今年1月底，上海市环保局垂询国家环保总局是否可以让民众查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了解当地企业的环境信息数据。“国家环保总局没有正面给予回答，而是通过转达的形式，让企业提供环境信息给民众。结果可想而之，民众被上海环保局与企业之间‘互相踢皮球’。”夏军说。

　　绿色和平在对西新村和北新村村民开展调查时，村民们向刘立灿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这几年，居住在巴斯夫厂房周围的村民，由于臭味漫天、粉尘飞扬，以及对癌症的恐慌，多次向巴斯夫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告知了他们的处境。巴斯夫方面派人与村民交涉表示，只要巴斯夫在这儿发展壮大，就愿意购买他们的居住地，这样村民就可以搬走。无奈的村民们为了早日搬迁，违心地起草了一份材料给当地政府，称欢迎巴斯夫在此发展。

　　“其实我们拍掌叫好是背着良心说的，只是为了能早点儿搬走。”一位村民说。

　　“江苏太湖的蓝藻事件，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忽略环境的治理。当地通过对污染企业提高税收和限制、甚至禁止生产的办法，迫使其转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徐滇庆说，无锡太湖周边的造纸厂商、化工企业不仅有国内的企业，也包含了跨国公司。2006年，江苏省委就表示：“宁可让GDP下降15%，也要挽救太湖。”

　　“污染排放的企业并不会因为被提高税收和受到限制生产而消亡，反而出现了新的态势，很多企业开始由东南沿海向内地转移。”徐滇庆说。

　　在我国部分贫困省市，尤其是西部，主动招揽化工企业、造纸厂商前去发展，并出台低廉的税收政策。“就拿安徽和甘肃来说，这些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的入驻不但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贫苦农民宁愿多吃些粉尘，也愿意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近年来，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比例不断升高。

　　徐滇庆认为，除了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外，拥有相当购买力的消费群体吸引着他们。来此生产、出售，不用担心卖不出去。而在其本国生产，卖不出去的得办理出口，还得为运输、关税等一系列问题烦恼。与此同时，我国也对它们采取了低税收等鼓励措施。“跨国公司的进入，让很多企业学到了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建立适合自身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这是最让国人和国内企业受益的。”

　　“部分大型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并不公布、透明其污染物排放信息的行为让当地的环境治理压力加大，也威胁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徐滇庆说。如何权衡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路线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如今，国家已于5月1日开始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实施，鼓励企业自愿公开环境行为信息。不过，对这部法规，夏军认为，“有一定的进步性，却不够坚决”。

　　夏军说，巴斯夫在国外公布其污染排放等环境信息是有原因的。“在美国，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要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或元素就必须公开其详细的污染排放信息。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巴斯夫不公布，你也拿人家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