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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就已确认DNA是生命的遗传物质，它由碳、氢、氧、氮和磷5种元素构成；1953年4月25日，美国学者詹姆斯·沃森和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描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篇论文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时代。]

2005年9月，中国微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邓子新的研究团队在《分子微生物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报告在DNA大分子上发现了一种新的硫修饰，这是首次在众多细菌的DNA上发现第六种新元素硫；2007年10月14日，该团队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化学家彼特·帝丹的实验室在《自然－化学生物学》在线版上报告，这种S修饰发生在DNA的骨架上，其精细结构为“R-构象的磷硫酰”，这是在DNA骨架上发现的第一种生理性修饰。

“新发现让人瞠目结舌，”德国马普实验医学研究院化学生物学家弗里茨·爱克斯坦(Fritz Eckstein)撰文写道，“它打开了一扇全新窗口，将大大激发人们对DNA大分子上众多新谜团的激情探索。”

从1987年在实验中发现“一种习以为常的小现象”，到2005年发表细菌DNA上存在硫修饰的第一篇论文，邓子新团队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邓子新坦言：“那时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一个谜，但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而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一直得不到同行认可，大家不认为你是疯子就不错了，以‘非共识项目’形式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基金的资助是对我巨大的鼓励。”

2007年11月，邓子新在北京接受了《科学时报》专访。

“你是一个做基础研究的料，要坚持”

1957年，邓子新出生在湖北省房县城关镇小西关村的农家，是家中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望子成材的父母为他取名“子新”。小时家境贫寒，小学五年，他没有买过一个作业本和一张新纸，全是用哥哥姐姐或别人用剩的作业本；10岁时就上山打柴，挑着百十的的茅草走10多里山路，上中学后，星期天还要到砖窑场挑砖，用每天8毛钱的工钱贴补家用。

1977年恢复高考，邓子新考入武汉华中农学院(现为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但第一次英语考试成为班上倒数第一，于是“笨鸟先飞”，终于将成绩升到全班前列。那时，因家中无钱，每年寒暑假他还要到当地为火车装卸、搬运木头。

毕业实习时，邓子新第一次走进教授的实验室。“那时实验室的条件跟现在无法相比，连一枚针都要自己到街上买，”他说，“我在做好实验和功课的同时，包揽了实验室所有的跑腿活，老师觉得实验室有我这样一个人就非常与众不同，于是就把我留下来了。”

1982，邓子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华中农学院院长、土壤微生物学家陈华癸院士和微生物学教授周启对他十分赏识，他们从英国考察回来后，就推荐他到英国约翰·因纳斯研究中心，师从链霉菌分子生物学权威戴维·霍普伍德教授，这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1984年2月，邓子新来到英国约翰·因纳斯研究中心，霍普伍德安排一位专家指导他的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实验、观察、思考，有一天，脑中突然闪出一个亮点，在教科书和资料中都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于是向导师汇报。霍普伍德思考许久后对他说：“这是微生物送给你的礼物，”鼓励他继续研究，同时立即决定终止他原定于用两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资助他进入东安格利亚大学注册转攻博士。

邓子新发现了链霉菌启动子在大肠杆菌中的作用，揭示了链霉菌异源基因表达和调节的新内容。1987年，他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霍普伍德评价说：“他的这些发现十分有趣和前所未有，展示了链霉菌分子遗传学上的重大进展。”

获得博士学位后，邓子新继续在英纳斯研究中心做博士后，1987年底的一天，在和同事周秀芬在做一批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发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细菌的DNA则不降解。

“这是一个芝麻般小的现象，同领域中的人都习以为常了，对这个现象在很多文献中都有一个同样的解释，即认为是人工操作中不小心污染了核酸酶造成的, 显然不值得一提。”他说，“但我看到后觉得很好奇，整个DNA的提取、电泳等过程都是一个人操作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操作方法和实验条件下不同生物来源的DNA会出现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差异呢？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倒象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所以，我就想究根问底。”

这会不是DNA上已知的甲基化修饰, 或者是一种新的甲基化修饰呢？是自已配制的这批电泳缓冲液中污染了金属离子, 或者是污染了微生物进而产生了可降解DNA的某种酶？DNA上 是否结合了未知的蛋白质或抗生素？邓子新和周秀芬用排查法一一排除了这些假设，都不是，那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1988年6月，做完博士后的邓子新带着新婚妻子和疑问准备回国，他说：“那时中国分子生物学百业待兴，太缺人了，我又是公派出去的，我觉得应该回来。”启程前，霍普伍德对他说，‘你是个做基础研究的料，要坚持。”这话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一个非共识项目

回到武汉华中农业大学，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邓子新夫妇的头脑中，他们又开始做实验，却遇到了太大的麻烦。“那时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说，“那时在武汉，要跑到北京、上海买试剂，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回武汉时，酶都死掉了，当时做事难啊!”

然而，更困难的是得不到同行的认可。“90年代中期，我们得到初步信息，觉得这种现象可能与硫有关，但国际国内都不认可，也得不到资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应付同行的质疑， 而且每应付一个提出的质疑，总要花上一年半载的实验过程才能解答, 论文也发表不了。”他说，“当时在国内立项资助也很成问题，因为太新的想法容易被人看成是在忽悠经费，所以，往往申请了也白搭。”

好在邓子新还是个多面手，在微生物分子遗传学、抗生素药物代谢工程和化学生物学领域都做出很有显示度的工作，发展了一系列重要抗生素产生菌的体内外分子操作技术，设计了一系列新抗衍生物，取得了一批抗生素基因簇或其药物衍生化合物的专利。虽然这些工作使他陆续获得了不少经费支持，但他一直“痴心”的这个DNA降解中的谜却得不到经费支持，不得已，他就从自己的其他项目“借用”资金，国内做不成的实验，就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

“从1990年到1999年，我每年都回到英国的约翰·因纳斯中心做一些关键的实验，先将思路想好，到那后就拚命地做三个月，再赶回来做一些，这样才能将工作连续起来。我的英国导师霍普伍德很支持我，我们共同申请美国或英国皇家学会的支持，所以，我每年还能到英国。”

厚积薄发

1997年，邓子新和同事已经将有关基因分离出来，分析结果暗示，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与硫有关。他说：“那是我们第一次拿到DNA上存在硫修饰的证据, 但当时还没有遗传学、生物化学、尤其是没有化学水平的最终证据，难以服众。”

邓子新决定从化学的角度着手研究，比如，用同位素标记的含硫化合物喂养细菌，再通过同位素示踪DNA上是否结合了硫元素，或者说同位素标记的硫元素是否特异性地结合到了DNA上。

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创办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邓子新在此中心组建了微生物遗传学团队，从武汉来到了上海。“当时交大给我提供的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启动经费，无疑是这个项目得以顺利展开的最好催化剂, 原本制约这项研究工作的设备和试剂条件终于得到了大大改观。”他说：“在这项研究中，很多实质性的进展还是主要得力于这几年交大的重视和支持。”

实质性进展给了邓子新新的信心。2003年，他着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点项目，然而“答辩没有通过，说明认可的程度很低，但基金委认为这是一个有潜力的项目，因此以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基金的方式给了我一笔30万元的资助”。邓子新说：“这是在非共识的情况下得到的经费，我很感动，因为这毕竟是支持挑战常规的一种鼓励。”

邓子新厚积薄发，2004年，他在实验中证实了细菌DNA分子中硫元素的存在。2005年，他的研究团队在《分子微生物学》期刊上发表题为《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的论文。“这是国际上第一次正式认可这个成果，当年也被评为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这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2007年4月、5月、7月和8月，邓子新团队相继在《核酸研究》、《生物化学》和《分子微生物学》等期刊上连续发表4篇论文，报道DNA硫修饰研究相关的酶学功能、修饰位点、生物类别和分布规律，以及DNA硫修饰研究的后续进展。由此，他们的研究成果进入国际视野。

硫元素掺入DNA骨架

虽然已经证实细菌的DNA上掺入了硫元素，但具体是在什么位置掺入的呢？这需要弄清楚这种DNA硫修饰的精细化学结构。邓子新说：“我们在化学结构上做了好久好久，走了很多弯路，都迟迟没有得到最终阐明。”

机会不期而至。2005年底，邓子新的一位博士毕业生陈实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做博士后。陈实在MIT工作的那个实验室与化学结构研究关系不大，但他是个有心人，当他了解到彼得·帝丹教授的实验室做化学结构的水平相当不错时，就和帝丹商量，能否与他的实验室合作鉴别DNA上这种硫修饰的化学结构。这一谈，引起了帝丹的极大兴趣和热情。2006年初，邓子新派博士生王连荣带着前期工作的材料积累和基础到帝丹的实验室去鉴别结构。

“这次成功也充满了偶然和机会。”邓子新说：“一般情况下，最后得到的磷硫酰二核苷结构是会被其中用到的某种酶水解裂开的，但在王连荣的实验中，3种酶混合后的缓冲液体系正好抑制了这种酶水解磷硫酰的活性，其化学结构也得以最终鉴定。”

利用高压液相色谱和质谱技术，他们成功解析出DNA硫修饰的精细化学结构为“R-构象的磷硫酰”。在2007年10月14日在线出版的《自然—化学生物学》期刊上，双方合作发表了题为《细菌DNA大分子上的磷硫酰化》的论文，论文审稿人评价说，“这篇论文具有最高级别的科学价值”。同期杂志的《新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