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 伸 阅 读

生物多样性不仅是农业流行病的克星，而且多样性的植物资源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种质

美国是大豆生产大国，但在上世纪30年代，大豆孢囊线虫几乎给美国大豆带来毁灭性打击。没想到，中国一种很不起眼的“北京黑小豆”引进到美国后彻底解决了抗大豆孢囊线虫难题，使美国大豆重新获得新生。

　　――这是生物多样性在粮食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一个案例

　　如今，全世界大多数的农学家都在使用一种叫做“中国春”的桥梁作物进行植物杂交实验时，在“中国春”的唯一生发地中国，却再也无法找到这种野生态的植物了。现在，中国学者使用的“中国春”，也都是从美国引进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这是一个让人惋惜的案例
　　　　
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6月3日在罗马召开，在粮价高企、国际粮食短缺的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以保障粮食安全日益受到关注。今年5月22日的“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更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粮食安全问题”列为主题。

　　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安全之间有何种关联？怎样才能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粮食安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我国著名作物种质资源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旭研究员。

　　没有植物的多样性，粮食安全就无法保证

　　“可以说，没有植物的多样性，人类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刘旭开门见山。1940年，一种可以抵抗所有燕麦冠锈菌的“奇迹燕麦”在美国普遍种植，但到1946年就感染了毁灭性的流行病。1970年美国南方的玉米叶斑病发病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而18世纪那场因马铃薯生病而导致的爱尔兰大饥荒，至今仍让人感到不安。

　　刘旭说，只有多样性才是农业流行病的克星。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可选择的范围才越大，而每一个特有品种都有特有基因，对于研究改进现有作物品种来说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已有38万份种质资源，居世界种质资源拥有量之首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广泛的种质资源，不断培育出新的粮食作物。我国一向重视农业和粮食问题。刘旭介绍，从1956年正式开始，第一次全国种质资源征集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经过两年的时间，共征集到20万份作物种质资源。

　　但到1979年时，这些资源中已有4万份种子失去发芽能力。因此，1978年到1981年，我国又开展了第二次种质资源征集工作，这次征集在获得原有种质资源的基础上，同时又补征到11万份新的种质资源。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地方相关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历时20多年，考察了7万多份地方种质资源。加上先后从国外引进的11万份材料，最终整理为38万份种质资源，使我国成为种质资源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的国家。

　　同时，农业科学院1975年和1981年先后开工建立了两个“国家种质资源库”，其中1986年建成的2号种质库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技术，1988年7月1日开始正式接纳入库种子。两座种质资源贮藏库长期保存种质资源33万余份，居世界首位，并实行了异地复份保存；同时建立国家级种质资源圃32个，建成国家级中期库10座。

　　在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们深入田野进行种质资源调查时，一些我国独有的地方种质资源开始被发现，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在江西东乡发现的9个野生稻居群，是世界上唯一一片生长在北纬28度的野生稻，在发现它之前，世界科学界公认北纬25度以北不可能存在野生稻。而在中国极其常见的糯玉米，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独一家。

　　种质资源不存在有用没用的问题，而在于今天有用还是明天有用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种质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但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有很多遗憾。”刘旭说，“中国春”例子虽然令人惋惜，但还不是一个黑色的例子――至少，我们现在还能够引进它，从另一块土地上带它回家。比“中国春”更令人扼腕的，是那些我们还没有发现就已经消失，或者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利用价值而被消灭的植物。

　　“保护生物多样性，要用发展的眼光。不能以现在有用或没有用作为依据，因为今天没有用的，不代表未来的时间里它也没有用处。我们很难判断某一基因在短时期内是否有用。种质资源的意义不是有用没有用，而是今天有用和明天有用的区别。”刘旭表示，以我国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来看，我国的粮食生产应该以不小于1%的速度增长，才能保证粮食供应平衡的现状。而在无法增加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种质资源提高粮食产量，将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