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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AIDS），这个世纪恶魔的破坏力有多大？有人说，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人类社会迄今所确立的最基本的规则和信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都受到了挑战；人类社会的回应能力也受到挑战。

当它的脚步一步步逼近我们时，也有无数力量在抗拒它——对艾滋病病毒（HIV）的研究，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对HIV检测和疫情监测的研究，关于艾滋病的健康知识的宣传……

HIV检测：全面防治艾滋病的关键

2006年1月25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国现有HIV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7.5万，只有８％的感染者和病人登记在册。还有将近60万HIV感染者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他们在哪里？他们又将HIV传染给谁？

根据流行病学预测，美国现有HIV感染者90万人，其中10%是未知的。美国正在想尽办法找到这些未知的人，一方面是为了向他们提供药品、治疗，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教导、支持、关爱，避免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防治艾滋病需要许多条件，包括艾滋病疫情监测和HIV检测这两个已经被国际经验证明属于防止艾滋病蔓延的法宝。如果说针对艾滋病的抗拒力量像一道道关卡，那HIV检测就是第一个关卡。HIV可能在没有任何明显征兆的情况下潜伏在HIV携带者体内7至10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他人的事例屡有发生，所以说HIV检测不仅是实施治疗的先决条件，也是预防HIV二次传播的切入点。”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这样形容HIV检测的重要性。

所谓HIV检测就是指抽血化验，血样呈阳性的受检者即“HIV携带者”；如果在接收其他医学检查发现受检者同时患有严重机会性感染，或者辅助性体淋巴细胞下降到一定水平，就说明HIV携带者已经进入发病期，称之为“艾滋病病人”。

景军说，HIV检测是一个咨询、交流和教育过程，一个人们用躯体和脑袋体会流行病危害体验的过程。“经过这个体验，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们可以立即考虑治疗问题、保护家人的问题、在可能还会发生的高危行为中保护他人的问题。而那些检测呈阴性的人们可以开始考虑如何在今后避免高危行为、如何同HIV感染者相处，以及如何从自己做起，预防艾滋病的流行。”

目前我国有3种常规的HIV检测渠道：第一是在规定的哨点实施监测，即每年定期由卫生部组织对性病患者、性工作者、献血者、长途客车司机、男性同性恋、吸毒者这6类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和HIV检测，这种检测每年在各省涉及几千人。第二是医院抽血检测，需要手术、使用医疗器物进入人体、接生等情况出现时，必须进行HIV检测，这种检测每年在各省涉及几十万人。这两种都不是自愿性的检测，前者是强制性的国家行为；后者是医疗机构规定的措施。第三种叫自愿咨询检测（VCT），引入我国不到10年，检出率最高但规模最小。

还有一种特殊的HIV检测渠道——局部地区对高危人群进行普查。2004年，国家卫生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对既往有偿供血人群进行HIV抗体筛查；同年，河南对全省51187个行政村或居委会的280476名既往有偿供血人员进行了规模最大的“拉网式”普查，查出了感染者25036例、病人11815人。

为什么不能扩大HIV检测的范围？景军的答案是，“大规模的检测针对性不强，而针对性强的检测又缺乏规模”。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3年湖北省检测血清标本545102份，查出562例HIV感染者，检出率是1.3％——医院检测人数占全部检测人数的99％以上，检出率是0.1％；自愿咨询检测的标本为265份，阳性病例9个，检出率是3.4％；哨点检测的3893个标本中有6个阳性病例，检出率仅0.15％。

“湖北省的国家级哨点检测原本针对高危人群和易受伤害人群展开，其中吸毒人群、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群体是不容易接触的人群，长途卡车司机也不愿接受哨点检测，说明对高危人群的检测力度不够，而且缺乏咨询服务。面对普通人群的医院系统检测数量大，但针对性不强、检出率低。相比之下，自愿咨询检测检出率高、针对性强，却受到人数规模的严重局限。”景军总结说：“中国艾滋病检测的特点是T（检测）铺天盖地；C（咨询）微不足道；V（自愿）凤毛麟角。”“当然，这几年自愿咨询检测的比例有所上升，大概为20%左右。”

“问题的关键是，HIV感染者知情与不知情的差异对艾滋病传播有相当影响。”景军对此非常担忧。以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艾滋病开始下降的前提之一是至少50%的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的病情，从而采取保护措施，尽可能杜绝通过血液、精液或者体液将HIV传染给他人。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HIV感染者不知情，那HIV传染几率很可能大于那些病毒感染者知情程度较高的国家。

景军建议，针对我国HIV检测的被动局面设计、试验并推广推荐咨询检测：“政府下通知、媒体作宣传、社区给予督促、行业内实行同伴教育，动用行政管理手段乃至压力的实施，达到劝导高危人群和与高危人群密切接触的人群接受检测的目标，同时有必要在普通人群中开展，有关机构不能公开推荐咨询检测的结果。”

他还建议卫生部门扩大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合作，以多种方式接触那些“不容易监测”的人群，反对直接歧视，比如解雇HIV携带者、阻止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上学、拒绝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从而让更多人在宽松的环境中接受自愿咨询检测。

疫情监测：了解每个HIV携带者的来龙去脉

如果HIV检测是挡住艾滋病的第一道关卡，疫情监测可谓是第二道关卡。

所谓艾滋病疫情监测，是指收集和分析与艾滋病相关的流行病学、行为学和社会学信息，比如感染者的人口学资料、危险行为归类、健康状况和检测结果。在艾滋病处于高度流行状态的国家和地区，监测的重点一般是累计感染人数和新增感染人数以及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在艾滋病处于低度流行状态的国家和地区，监测重点一般是艾滋病在有高危行为人群中和普通人群中的感染率和造成感染的原因。

景军介绍说，中国属于艾滋病低度流行国家，对艾滋病疫情的监测采取了两种方式的结合。“这种做法的原因有三。第一，卫生部将艾滋病同时视为性病和传染病，并纳入性病和传染病病例报告系统。第二，为了心里有底并开展治疗，政府需要知道累计和新增HIV感染者人数。第三，为了防控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我国政府同时关注艾滋病在不同人群中的感染率和感染渠道的变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吴尊友曾向媒体表示，全国仅有16万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接受过检测，而医疗机构只掌握其中５万人的资料，从而可以与患者取得联系，监督他们进行必需的医学治疗。也就是说，卫生防疫部门、医疗部门与其他60万HIV感染者失去了联系。

早在2004年10月26日，《科学时报》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访时，看见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两个受检者在拿到检测报告后离去。记者询问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将他们登记在案，工作人员说他们属于“自愿咨询检测”，检测时都用假名，不可能要求他们登记信息。

曾有媒体报道，2005年黑龙江省艾滋病患者真正建档还不到10人。吉林省自1997年已发现的79例HIV/AIDS感染者中，能够查访到的只有12例，占15.19％；查无此人和去向不明者占84.81％。

景军说：“有的病人到了医院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抽血检测，医生由于已违背了艾滋病检测需要知情同意的规定，而不愿意告诉病人检测结果。”

《科学时报》记者还了解到，因为课题研究需要，参与者会对一些同性恋等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检测，即使是阳性，最后也不告诉受检者。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多年研究男性同性恋行为与艾滋病传播的张北川认为，受检者不登记自己的信息“情有可原”，2001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关于HIV／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全球危机—全球行动”》，“这个《宣言》的重点之一是强调对易感染HIV的脆弱人群的反歧视工作和人权保障，如果这两方面工作跟不上，自愿咨询检测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推广，特别是受检者不可能愿意告诉医务工作者实名、公开性取向、真实职业等，很多受检者在初筛呈阳性后又拒绝确证实验。我这里有个案：有中学生确证阳性，他是男同性恋者，却不敢讲；有一位政府公务员确证阳性后，不敢讲自己的真实单位；有一位大学老师索性拒绝了确证实验”。

张北川还接到过那种症状很典型、艾滋病发作已到末期的人士打来的电话。此人的症状是极其严重的腹泻，肠道内的黏膜坏死。他有钱，在宾馆租了一个房间，每天叫外卖，在那儿等死。“他在极端的孤独中给我打电话，说如果自己回家，全家都会被牵累”，那种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美国，90%的男同性恋者曾经检查过艾滋病，男同性恋者中70%的人近一年内也检查过艾滋病。而在中国，这种检测的覆盖率极低。“这主要和歧视有关。我的调查发现，男同性恋者认为如果自己被确诊感染艾滋病，14%的人将选择自杀这种方法来应对。”张北川说。

“我国艾滋病疫情监测机构的能力建设有一个从无到有、从问题较多到比较完善的过程。”景军认为，要用纵向的眼光看待中国疫情监测能力的提升。

我国政府在1985年开始收集艾滋病病例，2004年从原来的逐级上报改为上网直报。另外，我国的艾滋病哨点监测于1995年启动，10年内全国设立了600多个监测哨点。

不同高危群体感染率是多少？普通人群的感染率是多少？每年感染率上升多少？感染HIV的渠道在感染者中如何分布？有多少人感染了HIV？多少人进入了艾滋病发病期？多少人死于艾滋病？“疫情监测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和资源使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投入考虑和对相关政策的调整。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预测艾滋病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才能设计在不同人群中预防艾滋病传播的策略，我们才能改进对高危行为干预的方法，并营造有利于防治艾滋病的社会环境。”景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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