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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更是责任

说《中国翻译通史》的责任编辑、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唐瑾对翻译无比热爱，一点也不为过。唐瑾上大学念的是英语专业，学英语最爱的是上翻译课，她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翻译一部美国中篇小说。大学毕业后，到高校当英语教师，还经常做一些英语小说的翻译。20世纪90年代初，唐瑾离开高校进入湖北教育出版社，不久便提出了选题计划：组织编纂《中国翻译词典》，这部近250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大型翻译知识辞书，被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评介为“为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锦上添花”。接着，唐瑾又策划、组稿、责编了一系列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巴别塔文丛”等。

翻译研究出版并不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热门领域，而且我国的翻译人才紧缺、翻译学科尚未建立。唐瑾认为可以以出版促进翻译研究的发展，于是认定应该“紧紧围绕翻译文化、翻译理论论著类图书这条主线”。而新近出版的《中国翻译通史》则是她策划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中的一种。

《中国翻译通史》的主要著作者马祖毅也对翻译特别热爱。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马祖毅，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收集翻译史的材料，于1978年在《安徽大学学报》上开专栏撰写“中国翻译史话”，并以此为基础写就了《中国翻译简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唐瑾说：“翻译是人类文化互通的舟桥。人类文明的交流、繁荣离不开翻译。我国的翻译活动早在公元前841年前就开始了，但没有一部完整展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翻译活动历史的书。马祖毅教授早些年出版的《中国翻译简史》，主要阐述我国自远古迄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的翻译活动。于是，我与马教授商量希望能够将五四后的翻译活动也进行梳理，写就一部中国翻译通史。”虽然从1911年到2000年时间不到100年，但由于翻译的活动相当广泛、内容庞杂，《中国翻译通史》的现当代卷分为4册阐述，包括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篇、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篇、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篇、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篇等等。4卷现当代卷与1卷古代卷共计415万字，演绎了中国上起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下迄公元2000年的翻译历史。

四大翻译高潮

马祖毅说：“《中国翻译通史》是详实地阐述历代翻译活动、翻译门类，揭示翻译发展规律的一部著作。中国翻译史自周代开始，以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为界，之前为口译阶段，之后为口笔译并行阶段。《中国翻译通史》以口笔译并行阶段为主要篇幅，除综述历代翻译情况外，重点介绍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高潮。”

中国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东汉至唐宋年间，翻译类别是佛经。马祖毅介绍：“佛经的翻译活动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唐代形成高潮，北宋时开始衰落。这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把印度的梵文佛经都译成了藏文和中文。而且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这些印度经文当中有许多在印度已经失传，但我国的中文和藏文版本还保存完好。”

第二次高潮是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希望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传教士首先献上了西方的科学。第三次翻译高潮则是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间的两次西学翻译。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为了救国图强，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期间翻译的西学“长技”，主要是军事科学技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等一系列事件让很多中国有识之士看到中国要富强，除了科学技术还需要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哲学、生命科学的知识，于是第二次的西学翻译是像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这样一批书籍风行一时。唐瑾说：“通过翻译活动的梳理我们会发现，第二次和第三次翻译高潮都是科学翻译，科学翻译对于中国科学进步是有很大影响和推动作用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迎来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而随着全球经济网络化、一体化发展的到来，第四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不能忽视的交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除汉族外，少数民族有55个，其中有80多种语言、40多种现行文字，国内各民族都在祖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可以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智慧。马祖毅说：“这部《中国翻译通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真实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创造。”《中国翻译通史》重视并梳理了国内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介绍了历史上党项政权（西夏）、契丹政权（辽）、女真政权（金）、西藏吐蕃时期和新疆维吾尔族使用察合台维吾尔语时期的翻译活动以及现当代国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译活动。在现当代部分还专题叙述了彝、哈尼等28个民族的翻译概况，集中介绍了蒙、维、藏、哈萨克等13个兄弟民族的129位译家的情况。

此外，《中国翻译通史》对国人外译汉籍的情况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公元6世纪就有国人奉命将汉文经籍译成突厥文与梵文作为礼品外送，唐代玄奘也曾译过《道德经》为梵文。近代汉籍外译出现了新的格局。先有辜鸿铭、陈季同等学人或使节，后有林语堂、梁宗岱等作家诗人，将中国的哲学与文学外译成英法文字。唐瑾说：“这种翻译扩大了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与世界的影响，这对如今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具有借鉴意义。回顾我国前四次翻译的高潮，都是以外籍汉译为主，我相信在新世纪将迎来第五次翻译高潮，而这次应该更多的是‘外译’，把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当代有价值的科学文化翻译到国外，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