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土功能规划想到的
2007年8月27日，《科学时报》报道：《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前期研究》结题。这项研究立足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新概念“主体功能区域”。这个概念将全部国土分成4类：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在《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前期研究》中，对国土规划提出了3个具体目标：
1.构建高效、节约型、疏密有致的国土利用格局。——这着眼于国土开发强度；
2.建设“绿色”、安全的国土，构建国土生态安全屏障。——这着眼于整体生态约束；
3.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国土格局，提高国际竞争力。——这着眼于经济目标。
看来，在研究者心中有一个“约束最优化”问题：在生态约束的条件下，安排各地区开发强度，以达到整体最优的经济目标。意识到国土的不同区域只能承受不同的开发强度，意识到在GDP的赛场上搞“区域竞争”，将导致生态灾难和社会分裂，这些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为获得这个进步，社会已付出了沉重代价。
如果将整个中华大地视为13亿人口的“家”，国土总体规划事关“家计”，为此，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家底”；如果将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视为不同的“物种”，我们需要摸清它们各自适应的“生态龛”。而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形态、色彩的“家底”或“生态龛”，如，降水、流域、耕地、植被、作物、积温、地形、地矿、工业基础、文化积累……每个角度都是一个深邃的学科，都可以得出有价值的见解。但对国土总体规划而言，哪一个角度才能总揽全局、提纲挈领？
国土总体规划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是全体国民的生存与发展；国土总体规划的基础应该是稳定的，不会在历史演化的长河中随波逐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视角是什么？
另类“东、中、西”部
《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各省区的人口数据，可据此观察人口的地域分布。然而，以省区为单位太过粗疏。比较理想的数据单位是县。但获取县一级的数据，并将其输入计算机，是笔者无法完成的工作。
1982年以来，我国推行市管县体制，在大多数省份，各地级市瓜分了全部国土，《城市统计年鉴2005》以地级市为单位提供了2004年的统计数据。地级以上的城市共计287个，输入这个量级的数据，笔者尚可为之，至于一些省区未被地级市囊括的国土，多是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可将其处理为一个单元“其他”。
由此计算出2004年中国人口在国土上的分布情况。数据显示：50.47%的人口聚集在10.37%的国土上。按聚集人口的多少，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广东、四川、安徽、浙江、湖北省内。另外就是各地的人口密集城市，如4个直辖市，一些省会或人口聚集的城市，如西安、衡阳、沈阳、泉州、长沙、福州、大连……
70.26%的人口聚集在18.83%的国土上。另外52.15%的国土上只居住了3.1%的人口。按人口稀疏程度，这些国土全部顺次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黑龙江（西北部）、四川（西部）等省区。
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这聚集了50.47%的人口的10.37%的国土，就扮演了“主卧室”的功能，而只居住了3.1%人口的52.15%的国土，显然不适合住人，其功能应在别的方面，需要认真规划。
卓莉等人利用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将县域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到1×1km2网格上，得出1998年人口密度模拟图（见图一）。（卓莉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人口密度模拟》《地理学报》60卷2期，2005年3月）
这就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卧室”分布现状。其实，这一格局早在1935年就被发现了。那年，我国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教授发表了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等值线图。在图上，胡焕庸从爱珲（今黑河）到腾冲画了一条直线，将中国分为东南、西北两半壁，东南集中了96%的人口，而西北仅4%，此即地理学界著名的“胡焕庸线”（见图二）。比较图一与图二发现，经过大半个世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依旧，“胡焕庸线”稳如磐石。
如此稳定的人口分布，其根源何在？“胡焕庸线”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学者们从气候、降水、植被、灾害、地形甚至长城等许多方面寻找原因，每种原因都能在一定区段内与“胡焕庸线”吻合，但在另外的区段却失效了。
在王静爱的《中国地理》课件中，有一幅农牧交错地带图（见图三），图中可见，中国的农牧交错地带与“胡焕庸线”在很长的区间内吻合。更有趣的是，这个地带是众多江河的水源地。
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则是一条玉米种植带（见图四）。玉米不是我们的原生作物，是明清之际从南美洲引进的。由于其高产、耐贫瘠，使可耕种的土地大为扩张。从有人口记录的战国时期算起，直到18世纪初，1亿人始终是我们的人口上限，每当人口超过甚至仅仅接近这一上限，总会出现重大的社会、经济灾难，造成人口锐减。清雍正年间，中国人口突破了这一上限，究其原因，不少学者归之于玉米、薯类的引入。“胡焕庸线”与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高度吻合，这似乎在提示我们，“胡焕庸线”是耐贫瘠作物的生存边界。
进一步还可以发现，中国的贫困地区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两侧（见图五）。这暗示我们，在“胡焕庸线”的两侧，资源相对于人口严重不足。
农牧交错区、江河水源区、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贫困地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却被“胡焕庸线”联系在一起。它提示我们，“胡焕庸线”两侧，存在一个意义独特的区域。贫困的人群艰难地生存在这农牧混杂、生态脆弱的区域内，而这个区域的生态变化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这个地区从东北到西南，包括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西北部、山西、陕西、甘肃东部、四川（青藏高原以东地区）、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历史上，这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间征战的主战场；白莲教、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发动的起义，也发生于这个区域；近代史上，红军也是进入这一区域后，才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后方。这个地区的事变往往震撼全国，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
在这个地区的两侧，东南方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西北方则人烟稀少、生存环境严酷。这个地区搞好了，是东南地区的生态屏障乃至社会屏障；搞糟了，则是整个国家的乱源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意义下的“东、中、西”格局，它基于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在近一个世纪的剧烈社会变动中保持着自己的稳定性。打一个粗略的比方，对社会经济活动而言，这“东、中、西”部不是依行政意志划定的区域，而是3个迥然不同的“生态龛”。这是区域规划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中、西”部的术语。
发展：“均衡”与“非均衡”
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经济活动在区域间的分布必然存在巨大差异。数据显示：70.12%的地区生产总值，聚集在10.06%的国土上。按聚集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多少，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江苏（全境）、山东（除菏泽）、广东（含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浙江（除衢州、丽水）、河北（除邢台、张家口、承德）、河南（除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辽宁（含大连、沈阳、鞍山、盘锦、辽阳）、福建（含厦门、泉州、福州、莆田）、四川（含成都、德阳、自贡、内江）等省，另外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经济密集城市，如4个直辖市及武汉、长春、大庆、长沙、西安、昆明、南昌、合肥、太原、岳阳等省会或经济活动聚集的城市。
其中，除了四川盆地和重庆、西安、昆明、太原等城市外，全部属于“东部”。而在“东部”之内，又高度集中于沿海诸省。这里我们看到，在每个大区内，存在复杂的内部结构。
另一方面，在高达60.23%的国土上，仅有3.07%的地区生产总值。这些国土全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涉及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四川、西藏。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布，我们能看到更为值得注意的态势。将各地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低到高排列，再计算其与全国均值的偏差，以此为纵坐标，横坐标则取累计的人口比例，由此得到图六。
数据显示，在占人口68.11%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值。而占人口10.08%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18倍以上，这些地区包括京、津、沪和广州、浙江、江苏、山东的主要城市，以及福建的厦门、辽宁的大连，一个钢铁城市——包头，两个石油城市——大庆和克拉玛依。
由此我们看到，东部沿海城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占有绝对优势，而绝大多数国民所在地，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注意，计算图六的曲线时，并未涉及地区内部的差异，因此它反映的只是区域间的经济实力差异。这种差异与人口分布差异相关，但比之更极端：越是靠近东部，人口越密集，人均生产能力越高。
建国50多年来，对区域发展战略，一直存在着“均衡发展”与“梯度发展”之争，各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过这场争论。客观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最终使“均衡发展”让位于“梯度发展”。然而，20多年的“梯度发展”战略，导致广大的地域、众多的国民在经济上处于极端弱势地位。
问题的症结何在？“均衡发展”与“梯度发展”，其视角都是经济“发展”，面对“东、中、西”部的国土格局，这样的视角合理吗？
粮食与耕地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从粮食的视角，我们能看到另一种区域间关系。
如果不计港、澳、台，我们的陆地国土面积为968.8万平方公里。取相关数据得到的2005年粮食产出分布状况显示：在10.6%的国土上（含江苏、河南、山东、安徽、上海、重庆、河北、吉林），产出了42.13%的粮食；再加上湖南、天津、湖北、辽宁、江西、浙江、广东、四川，共计25.99%的国土产出了70.88%的粮食。这些省市分布在4个大区内：黄淮海（28.60%）、湖广（12.91%）、长江中下游（11.39%）、川渝（9.05%）、东北（8.94%）。可见，约1/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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