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一项技术像TD-SCDMA这样，从酝酿的那天起就与非议、猜疑、不确定性如影随形，甚至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市场已与其它两种3G标准三分天下，仍常被质疑甚至被抹黑；

　　似乎也没有哪项技术，能像TD-SCDMA这样，引起旷日持久的全民大讨论，强国富民的理想与各种错综复杂的商业利益纠缠在一起，如何平衡，如何布局，考验着牵扯其中的各类角色的智慧与远见；

　　更没有哪项技术，同TD-SCDMA一样，经历了如此多严格的测试；

　　当TD-SCDMA，以举国之力，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的产业化发展之路，开创了中国自主创新的新模式后，被誉为中国高新技术自主创新的典范。TD-SCDMA的成功引出了诸多思索。

　　在众多的创新技术中，为什么TD-SCDMA获得了产业化成功？

　　没有“863”就没有移动通信万马奔腾的局面

　　“如果没有863当年的支持，就没有移动通信如今万马奔腾的局面，当然，也不可能有TD-SCDMA的今天。”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对记者说。

　　在谈到TD-SCDMA的发展时，“举国之力”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标志着针对TD-SCDMA，有我国各个方面的支持。

　　杨骅之所以特别强调863，是因为在TD-SCDMA发展的最初阶段，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很是暧昧不清，没有来自官方的表态，没有运营商的声音，市场就有理由将其解读为“不支持”，本就需要天文数字般的投入因不明朗的市场前景而风险陡增。因此，那个时候几乎所有有实力投入的企业都是观望者，我们的企业即使想投入，也属有心无力。

　　而移动通信当时在我国的状况，也谈不上什么产业，大家主要是“买”，顶多是“跟踪仿制”，因此，利用TD-SCDMA带动我们通信产业链的崛起，成为有识之士坚决支持TD-SCDMA发展的强烈动机。杨骅说：“这些决策者的远见和胆识到今天我都深深钦佩和感激。正是有了863等基金的引导，与企业共担风险，才有了大唐等企业的进入。”

　　在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的支持下，产业联盟利用863的扶持和发改委的产业支撑计划，拉起了一个产业链条。

　　杨骅表示，863对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尤其是TD-SCDMA的发展非常重要，TD-SCDMA的成功也总是拿出来被标榜，“我们从不否认TD-SCDMA所取得的成绩，但这个以举国之力搭建的产业链及商务模式甚至创新机制都非常薄弱。”杨骅对TD-SCDMA的评价相对保守，他认为，现在有种盲目胜利的情绪弥漫在行业内外，对TD-SCDMA未来发展非常不利。“虽然TD-SCDMA的成功商用，得益于政府的引导，但整个TD-SCDMA产业链还非常薄弱，仍然需要政府的持续支持和引导，以夯实基础，让企业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也就是说，TD-SCDMA还需要一把推力，以巩固十数年的成果，”杨骅说，“现在高通等有实力的大企业几乎全部进入TD-SCDMA产业链，他们一旦从观望转变为投入，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实力，我们的企业无力抗衡，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主品牌产业链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很容易被击断。尤其是TD-SCDMA在向TD-LTE的演进中，企业一方面要保证现实生产，一方面要确保TD-LTE研发进度，很难兼顾。”

　　针对TD—SCDMA现实市场发展和后续存在的风险，杨骅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应继续在政策上、资金上加大或延续对TD-SCDMA的扶持，让民族企业能真正地由弱变强，在全球4G市场启动时有立足之地。

　　标准之路一波三折

　　在TD-SCDMA十多年的历程中，有不少像杨骅一样的人，为TD-SCDMA从标准的确立到产业化落地不懈努力。标准是所有故事的起源。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向各国发出了征集3G技术标准的征集函，并制定了详细的IMT-2000 RTT(第三代无线通信标准无线传输技术)形成的时间表和步骤，要求全部提案在1998年6月30日之前提交到国际电联。

　　接到征集函后，针对“中国要不要做、究竟怎么做”的集中讨论就有好几次。同年7月底，由李金清、曹淑敏、李默芳、丁怀远、沈少艾等一批无线通信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正式成立，并在国际电联进行了注册，成为国际上第11个评估组。时任电信传输研究所副所长的曹淑敏在4个月后接任评估组组长。“可以想象，1997年的时候，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经验是一片空白，华为、中兴当时也主要是生产程控交换机设备，在移动通信上也没有任何经验。但是我们也不想就此放弃，毕竟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曹淑敏说。

　　1998年1月10日—13日，召开了决定中国是否提出3G标准、提出什么标准的著名的香山会议，大家的焦点集中到了TD-SCDMA上，在异常激烈的争论后，主持会议的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非常重要的结论。他说：“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们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建议同意在他们认为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碰见了问题，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即使失败，也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到1998年6月底，国际电联共收到了10个候选技术，包括中国提交的TD-SCDMA。我国有关部门适时传达出明确信息：就算国际上不接纳TD-SCDMA，中国也要自己做TD-SCDMA！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表示，只要中国的技术设备一出，我们必定采用中国的！中国的强硬态度，引起了国际上很大震动。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及包括我国电信运营商在内的整个电信界为把TD-SCDMA变成国际3G标准而艰苦努力。在这一过程中，TD-SCDMA得到了我国政府以及我国电信运营商的全力支持。

　　1999年11月，TD-SCDMA被列入到国际电联第三代移动通信系列标准——IMT2000之中并在2000年5月5日被国际电联正式批准成为3系列国际标准之一。2001年3月，TD-SCDMA又被3GPP(3GPP，即3G标准化伙伴项目)正式接纳，从而成为被国际上大多数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电信运营商所承认的真正的国际标准。

　　当时，国际通信界看好的是由欧洲和日本提出的WCDMA技术与美国和韩国提出的CDMA 2000技术。由于在模拟通信和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中没有任何表现，中国提出的3G标准并不被看好。一些国外专家认为这只是中国人的“纸上游戏”，即使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中国人也拿不出产品来。

　　当时，中国通信企业的力量确实还很薄弱，刚刚有些起色的中兴、华为、大唐(其前身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巨龙、金鹏等企业在移动通信上没有任何经验。

　　因此在标准提出并相继被ITU、3GPP接纳后，TD-SCDMA的产业化被提上议事日程。

　　产业化是一件充满艰辛的事

　　TD-SCDMA的产业化重担毫无悬念地落在提出单位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亦即大唐电信科技集团身上。

　　大唐集团于2001年11月成立中央研究院，这是日后大唐移动的主体。2002年3月，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拉开了中国TD-SCDMA技术全面产业化的序幕。另一方面，从1998年开始，大唐与西门子公司开始在TD-SCDMA上进行合作，并于2001年11月正式签署了3G的基础合作协定。双方合作开展从标准的定案到形成原理样机、原型样机、关键技术验证开发的工作。2001年4月，大唐和西门子完成了全球首次TD-SCDMA呼叫演示，2002年进行了全球户外呼叫演示，TD-SCDMA内部试验网演示成功。

　　但由于实质支撑TD-SCDMA标准的系统企业仅有大唐与西门子联合体，而西门子同时也在对WCDMA进行研发，TD-SCDMA从系统设备、终端到测试仪表都是一片空白，大唐在财力、人力、物力方面均感到十分吃力。与此同时，WCDMA与CDMA 2000在迅速发展。

　　2002年初，TD-SCDMA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严峻，由于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不尽如人意，与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相比，TD-SCDMA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时间上，当时TD-SCDMA的开发时间不过两年，而WCDMA和CDMA 2000的研发时间已经接近10年；在资金上，世界各大厂商，甚至国内的华为、中兴等企业都在WCDMA、CDMA 2000标准上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资金，而对TD-SCDMA的投入则几乎为零；在参与企业的数量上，国际国内大多数通信企业均在其他两大标准方面进行了研发和跟踪，其中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多达27家，在CDMA 2000阵营里，也聚焦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等全球性企业，在TD-SCDMA标准中只有大唐一家苦苦支撑。

　　说此时的TD-SCDMA濒临消亡的边缘并不过分。如此严峻的现实使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通信产业界对TD-SCDMA未来发展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TD-SCDMA是中国进行技术创新的尝试，现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要不要做创新技术？中国能不能做创新技术？中国怎么做创新技术？政府在这里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企业仅靠大唐一家行不行？运营商会不会选择TD-SCDMA？如果TD-SCDMA没有运营商选择，还有没有必要发展？

　　纵观中国通信发展历史，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在模拟移动通信时代，中国发展了600多万用户，至少有2500亿元流进了国外公司的腰包。到第二代移动通信发展阶段，我国在庞大的GSM设备市场仅仅获取了5%的微薄份额，将近5000亿元在经由运营商之手后又流向了海外。在3G时代，如果不靠技术创新，把TD-SCDMA做上去，中国不知又要落后多少年！而TD-SCDMA要想在薄弱的底子上发展起来，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

　　2002年是TD-SCDMA前景最黯淡的一年，也是TD-SCDMA迎来重大转折的一年。信息产业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首先公开表示支持TD-SCDMA，基于对TD-SCDMA前期产业化发展的认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三大部委联手，开始对TD-SCDMA进行实质性推动与支持。

　　2002年10月23日，信息产业部发布了第479号文件《关于第三代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规划问题的通知》，频率规划的确定被认为是我国政府对TD-SCDMA坚定的支持信号。就在TD-SCDMA频段消息发布的第二天，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董事保利即在上海表示，在移动通信技术研发上，西门子将同时兼顾W-CDMA和中国的TD-SCDMA两大标准，西门子将再追加投入5000万欧元用于TD-SCDMA的研发。

　　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产业联盟

　　在记者的印象里，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状况，杨骅似乎永远都严阵以待，也正是以杨骅为代表的这种状态，让TD-SCDMA产业联盟在TD-SCDMA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TD-SCDMA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强力支持的国家战略性创新产业。由于利益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如何有效地组织，如何发挥国家的角色，或者说如何进行政府规制的“机制设计”，成为核心关键问题。

　　2002年10月，在发改委、科技部以及信息产业部的大力支持下，大唐、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等知名通信企业，自愿发起并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这个消息一传出，高通的股票马上下跌6%。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到2008年的试商用和服务奥运，TD-SCDMA一年一个台阶开始走上正轨。

　　“走过来的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在谈到TD-SCDMA产业联盟的时候，杨骅滔滔不绝。

　　“初期8家企业不够建立产业链，很多环节是缺失的。我们就到处游说，拉人入伙。那时候主要是国内的企业，跨国公司不看好TD-SCDMA的前景，国内企业在这个领域有一点基础的，我们就想方设法地游说他们进来，逐步把产业链搭起来后，外部才看到发展前景。这当中没有政府与业界的广泛支持，TD-SCDMA产业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杨骅说。

　　产业联盟的成立无疑是TD-SCDMA产业发展历程的重要里程碑，杨骅将其定位为“史无前例的创新”。“TD-SCDMA这一全新的技术起步较晚，国内厂商在研发实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形成联盟以合力推动产业发展，这一组织和思维的创新非常有助于TD-SCDMA产业链的整体成熟。”杨骅表示。

　　TD-SCDMA产业联盟搭建了一个面向全行业的开放平台，目前已经形成良好的运转机制，将政府引导、业界专家指导、运营企业助力、设备制造企业主推有效地加以协调，合理规划整合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资金和产业化资源。“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缺了产业链任一环节，结果都为‘零’。”杨骅深有感触。

　　产业联盟成立后，致力于全力投入到整合和协调产业资源、TD-SCDMA产业链构建和完善、政策建议和产业环境营造、国内外市场推广、知识产权等工作。

　　2003年底2004年初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三部委联手支持TD-SCDMA发展，联合立项，批复总额为7.08亿元的TD-SCDMA研发与产业化专项。伴随着“移动专项”、“863科研项目”、“科技攻关项目”、“电子发展基金项目”、“TD-SCDMA研究开发和产业化项目”、“TD-SCDMA专项试验”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网关键技术TD-SCDMA标准研究”等各部委项目的相继实施，TD-SCDMA产业联盟组织企业在前期标准创立的基础上先后完成技术验证、产品开发、产品验证、网络及业务应用试验等工作，推动了TD-SCDMA的产业化工作。而TD联盟内部“专利共享、共同开发、协同组织”的机制也逐渐成熟，产业化发展明显提速，逐渐形成了包括系统设备、芯片、终端、测试、仪表、天线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历经“中国早发3G牌照论、阴谋论、补充论、专利论、产品论、市场选择论”等各种质疑和风浪，TD-SCDMA联盟为TD-SCDMA不断扩大试验规模、进入试商用、明确运营主体从而确保市场应用环境、拉动整个产业链不断发展壮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努力，TD-SCDMA因此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以中国企业为主体、国际企业积极参与的产业链，使中国在通信行业竞争最激烈的3G市场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取得了在国际电信领域的话语权。

　　标准出国门不是梦

　　产业人士对TD产业联盟的评价很高：“它是引领TD-SCDMA技术与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引擎，它的‘机制设计’和工作方式，为我国其它行业的自主创新，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做了有益的探索。”

　　作为我国自主创新提出并获得国际认可的第一个完整的通信系统标准，TD-SCDMA将有望彻底改变我国以往在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方面的被动局面，推动我国电信技术的深入发展，带动一个以自主知识产权为特征的、涉及网络设备、手机终端、核心芯片、应用软件、测试仪表及关键器件在内的庞大产业群的整体突破，并最终实现我国由“电信大国”向“电信强国”转变的宏伟目标。

　　因此，我国政府将TD-SCDMA的产业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TD-SCDMA先后被列为国家科技部“863”项目、国家发改委“十五”产业化项目、原国家经贸委技术创新项目、原信息产业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移动通信专项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我国移动通信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TD-SCDMA之所以备受世界各国瞩目，也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始终是TD-SCDMA最坚定的支持者。

　　早在3G牌照发放之前，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相关部门就成立了“第三代移动通信（3G）推进工作协调小组”，定期研究分析、交流TD-SCDMA等3G发展事宜，协调解决TD-SCDMA等3G发展中遇到的有关问题。

　　2009年1月22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科技部五部委公布了15项政策力挺TD-SCDMA的发展，涉及财政资金、项目支持、网络建设、产品研发、业务应用以及产业发展等六大方面。五部委此次发文意味着政府层面对国产3G标准TD-SCDMA的大力支持，明确了TD-SCDMA后续演进的4G标准，并要求对TD-SCDMA网间结算实行优惠政策。

　　在科技部等相关计划的支持下，“TD-SCDMA”的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建立了以中国企业为核心、具有自主创新技术，从接入网、智能天线、核心网、终端、芯片到测试环境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大大提升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推动了我国在全球3G市场重要战略地位的形成，扭转了我国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发展的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移动在“前无古人”探路，鲜有“外援”支援的情况下，全力推动TD-SCDMA商用发展，创新性地推出“三不三新三融合”发展策略（三不：不换号、不换卡、不登记；三新：新机制、新标准、新测量；三融合：网络融合、业务融合、应用融合），成功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发展目标，为中国从“电信大国”走向“电信强国”营造了良好形势。截至目前，TD-SCDMA基站总数达到22万个，网络覆盖所有县级以上城市，客户总数超过2400万户。

　　而作为TD-SCDMA的后续演进技术，我国主导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TD-LTE于2010年10月被国际电联确定TD-LTE增强型为4G入选技术，在百年通信史上，中国第一次走到全球的产业发展前端。基于TD-SCDMA日益完善的产业链基础,TD-LTE发展不断提速。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上，中国移动承建的TD-LTE演示网，赢得了广泛赞誉，基于对TD-LTE频率高效利用、流量灵活调节以及送流量大、传输速率高等优势的高度认可，多个国家的运营商表示愿意或者打算采用TD-LTE技术部署新一代网络。目前TD-LTE已初步形成由中国企业主导、全球主流企业广泛参与，包括系统、终端、芯片企业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2011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移动联合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的12家运营商，共同发起TD-LTE全球发展倡议（GTI）。

　　“2011年将成为TD-LTE商用元年”，已经成为全球移动运营商的共识，预计2011年将有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开始TD-LTE网络的商用部署。与此同时，我国上海等六个城市也已启动TD-LTE规模技术试验，北京开始建设演示网。4月14日，深圳市成功实现TD-LTE数据呼叫，成为第一个开通TD-LTE业务的试点城市。此时，中国移动的TD-LTE试验网建设仅启动两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