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 伸 阅 读

时下，生态文明已成为热门话题。

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源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生态危机。从能源角度，人们发现推动工商文明的石油已经不可无限采掘，而人类对石油的需索却持续增长，至今看不到尽头。从水资源的角度，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日益蔓延。从耕地的角度，耕地减少、表土流失正未有穷期，而人口却在持续增长。从大气的角度，全球变暖已被证实，异常天气日渐频繁，而温室气体浓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物种灭绝速度之快、之无法遏制，几近令人绝望。

对生态文明而言，我们面对的难题不是写实，而是设计——思考一个尚不存在的文明，探索其基本理念与机制。从根本上说，生态文明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灵魂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与之相比，历史上无数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过是轮回中的一个环节。

文明：在什么意义上理解

生态文明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挂在嘴上，被越来越多的机构写在文件中，这无疑是件好事。然而，“文明”一词在汉语中事实上对应于多重概念，如一个衣冠不整、言辞粗鄙的人可能会被视为不文明或没文化。经常与“文明”混用的“文化”则更泛滥，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之类尤其发达。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指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说的文明，指的是社会生活的整体。观察角度不同，划分文明的准则各异。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有人识别出采集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有人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类角度的隐含前提是：各个文明是随着时间演进而更替的。

也有人不认同这个隐含前提，如亨廷顿就从宗教的角度将文明识别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文明。以笔者有限的阅读，其始作俑者似乎是汤因比。他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和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在成熟的文明中，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等6个直接诞生于原始社会，是第一代文明；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等15个则由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

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社会最多超不过三代，时间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与至少已有30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文明的存在不过一瞬间。所以，在他心中，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需要关注的是导致各个文明成、驻、坏、空的共性因素。

如果从社会整体的意义上来理解，从历史尺度来理解，生态文明与已有的各文明是什么关系？

生态文明：

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生态文明的提出，源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生态危机。从能源角度，人们发现推动工商文明的石油已经不可无限采掘，而人类对石油的需索却持续增长，至今看不到尽头。从水资源的角度，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日益蔓延。从耕地的角度，耕地减少、表土流失正未有穷期，而人口却在持续增长。从大气的角度，全球变暖已被证实，异常天气日渐频繁，而温室气体浓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物种灭绝速度之快、之无法遏制，几近令人绝望。1979年，中国宣布白鱀豚为濒危物种。1983年，立法保护白鱀豚，1986年剩余300头，1990年剩余200头，1997年只发现23头，1998年只发现7头，2006年由30多名中外科学家组成的长江白鱀豚科考调查小组历时26天，调查了从宜昌至上海1700多公里的江段，也未能发现一头白鱀豚。2007年8月8日，白鱀豚被中外有关研究机构宣布为功能性灭绝。受到立法保护的大型物种尚且如此，无数小型物种可想而知。

这一切迫使人们思考：从历史尺度看，生态危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危机？

政府间气候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报告，提供了过去65万年以来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数据（见图一）。观察这些数据时，请记住，人类文明史不过六七千年。按主流的潜意识，其中只有工商文明被视为“文明”，而其他的则被视为“落后”或“野蛮”。而工商文明不过数百年的历史，它在全球的大扩张，不过一百来年。

数据显示，在过去65万年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波动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告诉我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自然形成了某种维持平衡的负反馈机制，正是这种稳定性使生态圈成为人类与文明的摇篮。

在进入文明史后很长时间内，温室气体浓度依然在这种稳定机制的控制下波动。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并明显突破了65万年来一直维持的上限。这意味着，存在了至少65万年的稳定机制在短短100年内就被打破了。而稳定机制被破坏的逻辑后果是：整个系统瓦解！

前面我们曾列举不同学者讨论过的五花八门的文明，尽管那些学者们视角各异、见解相左，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人类能否持续生存下去不是个问题。而今，人类的持续生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驾轻车走熟路，继续演绎争雄称霸、合纵连横、一统江湖、赢家通吃的“文明戏”，显然轻松而愉快。而如果正视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却会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前景莫测的颠覆性的工作——反思整个人类文明史，而这反思的基础与立足点又是什么？

生态学：它的基本启发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讨论文明时，对准的是一些存在或存在过的社会。恰如画家画一座山，由于画种不同，可以画出水墨画、油画、浮世绘。同一画种，不同的画师，亦画得各有千秋，且为此相互褒贬。然而，那里存在一座可画之山，却是共同的前提。

生态文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这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带来了自由度，所谓“画人容易画鬼难”是也！然而容易与风险并存，笔者看到的所有“鬼画”，不过是些难看的人形；如果马也能画画，它笔下的上帝，十之八九是长脸。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由此，对生态文明而言，我们面对的难题不是写实，而是设计——思考一个尚不存在的文明，探索其基本理念与机制。机械设计的基础是物理学，为思考生态文明，我们不得不先回到生态学。

记得笔者是1983年左右第一次正面接触生态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Eugene P.Odum《生态学基础》的中译本。我带着生物学的思维框架来读这本超过600页的大书，而此书却展示出完全不同层次的思维方式，当时给我的震撼至今难忘。

其一，它不满足于对系统各部分及其功能的描述，而是着眼于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并由这相互作用来解释系统的整体行为。从这个视角，各子系统是如何组成的、是如何实现其功能的，只是第二层次的问题。而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才是第一层次的问题。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系统，只要它们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类似，就会有相似的整体行为。于是同一个微分方程组，既可以描述电磁振荡，又可以描述化学震荡，还可以描述种群波动。这3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其核心机理却别无二致。而如果只埋头于各子系统的内部构造和功能解释，无论向前探索多深、测量多精确，永远不可能理解系统的整体行为。

其二，一个生态系统内部，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可分为两大类：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使系统的变化日积月累，渐次放大；而负反馈则遏制系统的变化，维持原有的平衡。如一片荒芜的山坡，在适当的阳光、水分条件下，生成了各种微生物、地衣、苔藓，在此基础上，又生出了草本植物；植物的增加，促进了昆虫的增加；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土壤增厚、增肥，为灌木的生长创造了条件；此后又长出了乔木。这就是正反馈推动群落演替的一个简化的例子。而在一片原始森林里，物种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如果某一物种异常增多，导致以之为食的各物种随之增加，最终又将遏制其增长。这就是负反馈维持顶级群落稳定的简化例子。

其三，生态系统的生存依赖于能量、水、土地、大气等外部资源，而这外部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系统的生存依赖于氧、碳、氢、氮、磷、硫、钙、镁、钾等物质的循环。一旦种群的扩张逼近这资源容量的边界或危及这物质循环，它往往走向衰落乃至崩溃。那些能够持续生存下去的种群，往往形成顶级群落，它充分发展物种间的相互依赖，将对外部资源的消耗和对外部环境的干扰降至最低，同时靠强大的负反馈机制维持这种宝贵的平衡。

从生态学为我们提供的这3个视角，观察迄今为止我们创造过的文明，或许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如果能够存在，它建立在哪些理念与机制上。

整体与个体

只有整个群落良性生存，各物种才有生存的可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这个意义上，整体重于个体。然而，当今的主流文明推崇的是：个体主义、张扬个性、自我实现。个人为了一己之私可以不择手段；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无视道德；国家更可以为所欲为，遭到质疑时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家无答责”。

所谓“科学”，则被约化为对一个个孤立体的研究。以经济学为例，在卢梭的眼里，经济是“为了公共的善而施行的智慧而正当的统治”，这其实就是我们古人说的“经世济民”；当它披上科学的外衣后，却被约化为资源配置问题——如何配置资源能实现利润极大化，即一个为资本拥有者服务的问题。这种服务于局部私利的学问居然成了各国治国的理论基础。

与这种“科学”共生的则是“斗争哲学”，其根源在于精英集团肆无忌惮地聚敛，最终导致普罗大众宁可“予与汝皆亡”。

这种有个体无整体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个体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破坏整体的生存。在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上，它表现为人类无所顾忌地毁灭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最终毁灭自己的生存环境。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将维护整体生存的责任推给上帝，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下，生态文明何以立足？

竞争与共生

达尔文在生物界中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