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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和中国博士后制度

2007-5-29 09:16:04
来源:科学时报/庄毅




1979~1981年,我在李政道先生执教的美国哥伦亚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由于我在哥大矿业学院冶金材料系,因此,很少有机会直接聆听李先生的教诲,但我从哥大其他教授那里得知:李先生是一位极具天才、十分勤奋的科学大师,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哥伦比亚大学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他在物理学的众多领域都做出许多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工作。他29岁就成为哥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31岁时他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李先生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李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活动家和伟大的爱国者,为祖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年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生不仅在哥大享有盛誉,受到全体师生员工普遍的尊敬,而且被全世界华人引为荣耀和骄傲。

1984年以后,我先后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原国家科委和国家人事部工作,作为一名曾具体从事博士后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多年来有幸能与创立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倡导者李政道先生频繁交流,经常向他报告工作,聆听他的指教。通过与他的直接接触,不仅充分验证了我在哥大访问期间对他形成的印象,而且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爱国情怀、意气才华和治学为人的高风亮节,使我终生受益。

值此李政道先生80寿辰暨从事物理研究60年之际,我很高兴将我所见、所闻和所亲历的有关李先生为中国博士后制度所付出的大量辛劳和作出的突出贡献,简要作一介绍。

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议人和设计师

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已经成为一项能够促进人才脱颖而出、作到人尽其才和推进人才合理流动的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人才的制度,它已经并将继续为推进我国科技、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饮水不忘挖井人,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邓小平同志根据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亲自决策创立的。李先生不仅多次向我国国家领导人提出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议,还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实行博士后制度的实践经验和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帮助我国设计了博士后制度,而且2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帮助它的发展。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议人和设计师。对此,李先生总是十分谦逊地表示:“由于祖国当时的迫切需要,才使我有机遇成为建立中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议人。”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一贯关心祖国科技教育事业和年轻人才培养的李先生曾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李先生在信中强调,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自己的科技带头人。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科研条件比较好、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过几年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特殊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那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探索、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鉴于“文革”后各地学院青年研究学者很少交流,而博士后的阶段更应鼓励流动,李先生经过慎重考虑,提出是否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将流动的优点化成博士后制度整体的一部分。李先生的建议引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特别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支持和关怀。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同志专门安排与李先生会见,听取他的建议。在小平同志与李先生讨论“博士后”一词时,小平同志问李先生,既然已取得博士学位,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办博士后呢?李先生向小平同志解释:大学生是老师教学生,考试答案老师知道,学生按照老师的方法去答试题,做对了就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进研究生院,在硕士的基础上,老师除了上课以外,给研究生一个研究题目,可是老师并不知道答案,让研究生自己去按老师指导的方向,求知一个新的结果,如果老师与同行专家评议认定研究生的结果是对的,研究生就可以毕业,老师给研究生的毕业学位叫博士。但是,真正作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博士后与博士不同,博士一般只是按照老师选定的博士论文课题进行研究,而博士后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课题。

那天,李先生还向小平同志介绍了1979年他在美国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中美联合招考中国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的进展情况。当时,CUSPEA学生已有四届约400位,按计划还要再办若干届。前四届的学生,专业都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这些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成功,可以影响其他学科,也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祖国建设;如果处理欠妥,则会对派出人员将来学成归国的信心受到相当影响。

李先生向小平同志建议,为他们在国内创造一个回国后能够继续深造的环境。同时,国内毕业的研究生也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可否在国内先选择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设立十几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试点,这样可保证人才流动,使其学有所用。将来几百个站、几千个站,将使全国青年学者都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中深造,产生新的活力。

小平同志对此建议表示赞赏。他说,博士后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他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留学人员回来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新方法,这个方法很好,他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以后各行各业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建10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动站,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李先生十分了解,当时祖国还处于“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科技人员在科研条件、生活状况及其相关的体制上均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他深深感到那时实行博士后制度,还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为博士后们创造比较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妥善地为他们解决好科研经费、住房、编制、工资、户口、家属安排、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一批具体问题,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此,李先生向小平同志建议由国家拨专款,建造一批博士后公寓,专供博士后使用;建立博士后基金,资助优秀博士后开展科研活动;建立博士后日常经费,为博士后科研、生活提供必要的费用保障。此外,李先生还建议,博士后期间的编制不纳入各单位,以避免当时重点院校和科研单位普遍超编、不能容纳新人的困难;本单位培养的博士不能利用这项新设立的制度,进入本单位设置的同一学科的流动站;博士后在站期满后必须离站,形成必然的流动,同时将可保证博士后公寓能为在站博士后交替使用;博士后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实行户口随博士后本人流动的办法;鼓励青年博士向国外第一流学院竞争博士后职位,允许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博士后站不宜全部集中在北京、上海,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也应精选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设站试点等等。

小平同志对李先生的这些建议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当即表示,“国家要拨款,看准了就要行动,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就拨款,明天就批,无非是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小平同志还责成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

1985年7月16日,小平同志再次会见李先生。小平同志首先向李先生了解落实博士后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当李先生向小平同志说,博士后每人每年日常经费仅8000元,需增加到1.2万元比较合适时,小平同志马上说:“就这么定了,1.2万元。”李先生没有想到小平同志会如此爽快地决定此事,立即站起身,走到小平跟前说:“我要代表这些青年的科学家谢谢您。”小平同志摆着手亲切地说:“是我们要感谢你。他们是我们的娃娃。”随即,小平同志谈到了人才问题,他指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小平同志还说:“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

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注下,流动站建议很快得以落实。就在小平同志会见李先生的当月,中国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原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李先生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议的主要内容和他为博士后制度设计的框架以及他所提出的各项保障措施,均已写入《报告》及与其相配套的博士后政策规定文件中,这标志着独具特色的中国博士后制度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亲自决策下正式创立。

呕心沥血,不断推进博士后工作健康发展

自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以来,李先生一直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顾问。在我国博士后制度实施过程中,他始终非常关注博士后事业的发展。每当博士后工作取得一些发展,他总是深感欣慰,充分加以肯定,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当我们工作中遇有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耐心地给我们指点迷津,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他还经常与青年博士后们谈心,以切身体会向他们讲解如何选择研究课题和治学方法,鼓励他们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出力,为民族争光。

中国博士后制度在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蓬勃发展,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李先生每年都听取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博士后工作发展情况的报告,经常参加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与各位委员共商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大计。他多次深情地表示:每当他看到有那么多政府部门的部长、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一次又一次热心地为博士后的成长制定规划、出谋划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