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 伸 阅 读

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廷皓院长谈谈他的读书生活，身为考古专家的他，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专业图书。“因为我是学考古的，又是搞秦汉史这一段的研究，所以中国的典籍，比如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我肯定是要反复地看反复地学。”张廷皓提到，他的导师陈植先生是秦汉史的一流专家，陈老先生每隔几年就要读一遍《汉书》，“我当然不可能达到他那样，但是还是能做到前四史通读一遍，有需要了解的时候随时查阅的。此外，和先秦、秦汉有关的史料还是得熟悉，还有涉及战国、秦汉的考古报告和简报等，这些都是要看的。”

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张廷皓在专业以外看得最多的就是哲学书，尤其是有关方法论的书。“到了我这个年纪，现在特别喜欢看毛主席的书，我的办公室还放着一套《毛泽东文集》呢。有几篇文章特别喜欢，像《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这些都是非常精彩、重要的论文。”张廷皓强调，自己对这些文章的解读并不是把它纯意识形态化，“这些思想和方法到现在依然非常有用。它的精髓就是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他提到现在有许多关于如何励志的文化快餐或者叫做思想快餐的图书，也许暂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看这类书决没有隽永的味道。他说：“我觉得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的书，都是有一种悠长隽永的味道，它们确实提供给人们很多基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确实是我喜欢看，而且是由衷喜欢看的。”

“我们读书，要把历史当做一个民族的经历、一位历史老人的经历，读书就是历史在跟你交流，就是亲历过历史的人跟你交流，从中你可以找到成功的经验，也可以找到失败的教训。”张廷皓说。学历史的人对中国近代史都有一个绕不开的情结，“首先，我们很了解中国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它有很多辉煌的时期，比如说秦始皇的大一统，从他那里奠定了一个基础；到汉代形成一个高峰；经过400年的分裂，到唐代又是一个高峰，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最顶峰；后来，特别是在清晚期以后又衰落成那样。我们学历史的就特别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发达的一个民族和国家，为什么到近代就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因此，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图书，也是他阅读的一个重要部分。作家张建伟写的历史报告文学，张廷皓反复读过两遍，“他的方法很有意思，几乎研究了这个时期的所有资料。从学术上讲，包括海内外的资料基本都占有了。而他又完全用一种报告文学的笔法来写作。当然，书里一些观点我不一定都赞成，但是这种治学的精神，这种形式上的创新都不错。比如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点评，也有自己独到的地方”。而现代史这一块，有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图书也是他非常感兴趣的。

推理类作品也是张廷皓特别喜欢的一种图书类型。他对于这类图书的总结是：用一个故事情节来演绎一种逻辑，如果看这个，就等于是看逻辑学，不仅不枯燥，而且很轻松、很吸引人。“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呢？因为这和考古专业有关。考古是通过对过去的人留下的遗迹、遗物来判断过去的人的行为、思想。一个墓堆中器物的摆放能说明一种什么宗教观念？遗迹中的一些细小的痕迹，对别人可能没什么意义，对于考古却有很大的价值。考古学里有很多逻辑和推理的东西。”他特别喜欢看那些经典的推理小说，比如克里斯蒂、松本清张的作品等等，而且他特别欣喜地发现，这些书现在翻译得越来越好了。

“读书对于一个读书人的生活是少不了的。不管工作多忙，都必须读，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张廷皓说。他不仅爱读书，而且读得博杂，古代的笔记小说、科技史、天体学甚至是法律方面的图书他都有涉猎。而且，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没事就看辞书和百科全书，他说这些书翻翻就能翻出心得。张廷皓一直认为，“读书就是和作者的一种交流，在交流中打破了时空的一切阻隔，我们在和历史交流、和外国人交流、和千读书带来信仰的力量里之外的人交流，这样多好呀！要把读书看作是一种交流，人际之间的一种交流，和社会大事之间的交流。人一辈子不在于能干多大的事情，人一辈子不在于能干多大的事情，在于他知道不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民族、这个世界、这个星球曾经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情，或者正在发生什么大的事情，如果知道，我就觉得很满足。”

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吁者，张廷皓在此次政协会议的提案中，提出了文化遗产的科普教育问题，他说：“我们的文物保护有点象牙塔的意思，文化遗产方面的普及读物还是不多。这一点，我也希望作为出版界和文物考古界能够联起手来，多做一些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普及性读物。”他提到，一部好的科普读物对人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比如我为什么学考古，就是小时候看了童恩正教授写的考古题材科幻小说《古峡迷雾》，当时就很喜欢它。从此以后，就作为一种兴趣爱好，把我引导到考古这个行当上来，几十年都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