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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科学时报》刊载了科教界的两条新闻：6月29日，中国科研诚信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在科技部正式成立，科技部部长万钢说，这是科技部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举措；7月2日至6日，“中韩科技周”在中国举行，其间，中韩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中方挂牌仪式在京举行，韩国副总理兼科技部部长金雨植、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出席仪式，白春礼说，希望该中心能成为两国科技合作的典范。

类似的改革开放实例在科教界并不鲜见，甚至已经成为常态。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事实上，科教界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领域之一，也是最早的受益者之一。前段时间媒体广泛回顾的“恢复高考30周年”，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科学的春天”，就都是科教界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标志性事件。30年来，科教界改革开放成果丰硕。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1月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总结了建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了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是，虽然瑕不掩瑜，这些成就之外，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些老大难问题的存在。比如，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比较薄弱——权威机构和媒体近几年的调查显示，我国拥有专利的企业只有1%，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社会公益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尤其薄弱；科技宏观管理各自为政，各方对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颇有怨言。

在对外开放上，一直以来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等做法仍存在引进技术却不消化吸收、引进人才却只徒挂虚名等广受诟病的弊端。至于如何在更高层次上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培育我国科技人员的国际眼光，如何通过“走出去”切实学习人家在科研评价与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并认真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则更显任重而道远。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也对进一步改革和扩大开放提出了紧迫要求。换句话说，在社会各界对科技教育战线提出更多要求的今天，我们还没有资格躺在既有成就上沾沾自喜；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恰恰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进一步改革方面存在的潜在抵制情绪。它们像深水区里的绊脚石，是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

知易行难。科教界的一些问题时日已久，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是因为它们都和“利益”二字息息相关。回顾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大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既要推进过程中的执著与谨慎，也需关键时刻壮士断腕的勇气与魄力。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如何抛开“利益”二字的牵绊，正考验着整个科教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