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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险两难处境奇峰师陀(芦焚)

从媒体上看到“嫦娥一号”传回的第一张月面图，80岁福寿的席泽宗难掩激动。

早在1961年，席泽宗就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科普文章。在结尾处，他指出：“现在我们所具有的关于月面的一切知识，将是进一步研究月面和在月面上建立生活条件的依据和起点。”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在没有办法直接在月面着陆之前，我们也还是应该积极扩充这一部分的间接知识。而在这一方面，我国目前还几乎是一个空白点。”如今，这个“点”不再“空白”。

在席泽宗眼中，月球充满了神秘与浪漫。1949年，尚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席泽宗就畅想着人类登上月亮的情景：游月宫，谒嫦娥，歌舞于桂花下；捉银蟾，追玉兔，沐浴在金波里。不过，在诗意之外，他告诉人们，这些只是童话，真正的月球上有着“三万多座荒凉沉寂的环形山”；而且，月球上的温差变化悬殊，“……午夜冷到零下117摄氏度，比世上最冷的地方最冷的时候还要冷”。

在描绘“冷”的时候，席泽宗的笔触有些俏皮。事实是，他穷其一生，诠释的，恰恰是“冷”的内涵与意义。只不过，“冷”之外，是他对科学的拳拳炽热心。

“冷”专业：许身天文志不移

要不是席泽宗聪慧、机敏，别说中国将缺少一位杰出科学家，就连他的性命都有可能被侵华日军践踏。

1927年6月9日，席泽宗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他是父母的第十个孩子，但前九个都夭亡了。在家乡农村，流传着名字叫得怪、孩子就容易养活的习俗。于是，父母就唤席泽宗小名“小粪”。

“小粪”体弱多病，但家资殷实，让他平静地度过了童年。但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烽火逼近家乡，一切都被打破。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父亲病故，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被迫慢慢扛起了家庭的重任，既要照顾母亲、打理家业，又要在战乱的环境下刻苦求学。

端午节那天，噩梦来临：日军突然闯进他的家中，把他抓去当民夫。当时，日军一下子抓了十几人，14岁的席泽宗年龄最小。他在队伍的后边慢慢跟着，眼看其他人越走越远，席泽宗赶紧躲进路旁的小麦地。待日军发现回头搜寻时，已经难觅席泽宗的踪迹。

看到儿子虎口脱险，母亲自然喜出望外。这时她作出一个痛心的决定：送儿子离开沦陷区。带着母亲的嘱托，席泽宗南渡黄河，沿陇海线西行，到陕西投奔亲戚，从1941年8月20日开始，就读于洋县国立七中二分校。而9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奠定了席泽宗许身天文学的一生。

席泽宗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学校周围的村民敲锣打鼓，他和同学在玻璃片上涂一层墨水，眯着眼，对着太阳，想看个究竟。热闹过后，席泽宗开始思忖：日全食竟然能被预告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天文学开始进入他的视野。1944年，他进入兰州西北师大附中就读高中课程。席泽宗现在还怀念着这里的学习氛围：“一入学，就觉得这里的同学不怕考试，读书空气特别浓厚，大家除了做好功课外，竞读各种课外书籍，把追求知识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困难。”在晚上休息前，有人在谈收音机的安装程序，有人介绍煤焦油工业的情况，有人静心品味着法布尔的《昆虫记》……席泽宗不甘示弱，马寅初的《经济学》、汪奠基的《逻辑学》、丹皮尔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等各类书籍都找来一一精读。不过，读来读去，最感兴趣的还是天文学。

很偶然，席泽宗看到了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先生写的一本科普著作《宇宙丛谈》。32开本，一本薄薄的小书，但文采斐然，让席泽宗痴迷不已。他找来更多的天文学书籍，悉心研读，还夜观天象，并默默许下此生献给天文的宏愿。

但相当于监护人的亲戚断然地投了“否决票”。席泽宗先是写信征求意见，后来是亲自从兰州赶往西安当面陈情。这位长辈巍然不动，他的理由是：“星星月亮摸不着，人又不能上天，学天文没有出路。”他劝奉席泽宗到税务局找个税务员的工作，“既经济，又实惠”。但席泽宗已经决定矢志不移。两人僵持了一周的时间，长辈怒不可遏，不但分文不给，还把席泽宗的行李全部扣押。

幸好，师长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才得以走上投考之路。当时，中山大学拥有国内唯一的天文学系，席泽宗把目光瞄准了这里。尽管当时他对新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入学考试和中山大学天文学系是同一天，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并且如愿以偿。

1947年，席泽宗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天文学专业。那个时候，整个专业四个年级，一共只有二十多个学生。是年，天文学系招收了10个学生，但报到入学的只有3人，后来还有一人转系。所以，在课堂上，经常遇到“一师一生”的情形。席泽宗向记者回忆说，天文学涉及到数学推理，老师需要在黑板前板书；当时教室还比较宽敞，有时这个学生还偏偏坐在后几排。外人一疏忽，还以为老师自己在跟自己讲课。

老师教得细心，学生也学得认真。就在这二十多个人中，诞生了三个院士，席泽宗就是其中之一。在没有接济的情况下，他自强自立，开始在各种报刊发表文字，除了天文学内容，还包括《准备迎接文化建设》《女性中心说》《兰州风光》等题材，以此锤炼文笔，更是为了取得微薄报酬。同时，在学生公社豆浆站勤工助学，每天早餐时为师生服务。

“冷”研究：“开疆辟土”古新星

席泽宗的一生，有两位重要的领路者。除了张钰哲先生，还有竺可桢先生。

1950年冬的毕业前夕，席泽宗想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为此，中山大学教授邹仪新给张钰哲写了一封介绍信，其中有言：“大作《宇宙丛谈》的一位读者，经过种种辛苦，越过万水千山，将要求教于作者门下，您当有自傲之感。”但毕业时，中央人事部把他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出版社前身），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席泽宗很遗憾没有成为张钰哲的门徒，但幸运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恰好主管编译局的工作。

在席泽宗眼里，竺可桢是真正的科学家，“老好人，学问很大”。尽管时年席泽宗只有二十来岁，但竺可桢在学术上对他提携有加。有什么疑难，都会得到竺可桢的耐心解惑。一时无法回答的，竺可桢会把问题详细记下，待翻阅资料、仔细思考之后，再向席泽宗一一解答。有时事务过于忙碌，他就给席泽宗写信，一同探讨问题。

1954年的一天，竺可桢找到席泽宗，希望他能整理出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资料。以此为发端，席泽宗闯进了天文学史的研究领域。

对于超新星爆发研究的重要性，宋健先生作出过解释：物理学曾推断，比太阳重1.4倍以上的恒星，一旦燃料耗尽，将会产生大爆发，亮度增长几千万倍，成为超新星。核物理学还断言，铁以上的重元素只有在超新星爆发时才会有足够高的温度和压力，使强密度的中子流击入原子核，形成比铁更重的元素，直到超铀元素。甚至有人说，地球和人类都是超新星爆发留下的灰烬。所以，宋健指出：“20世纪中叶，关于超新星的观测和研究成了天体物理学的前沿热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实为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宋史》对此有所记载。1949年，科学家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同时又发现1572年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天文学家开始推测，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但进入20世纪，超新星爆发现象已经很鲜见，要证明这一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尽管国外有些科学家尝试着手整理，但苦于资料难以搜集，结果难尽如人意。1954年，前苏联科学家致函中国科学院，请求中方给予帮助。竺可桢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决定把任务直接交给席泽宗。

席泽宗有些犹豫，因为他的兴趣在天体物理。他写信向前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阎宗临先生征求意见，这位老乡给予的建议是：“天文学史作为副业甚好，作为专业似乎不佳。”其他朋友也劝导他别坐这个“冷板凳”。就在这个时候，席泽宗遇到了张钰哲。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席泽宗：“人生精力有限，而科学研究的方向无穷，学科的重点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能赶时髦。只要选定一个专业，勤勤恳恳去做，日后终会有成就。天体物理固然重要，但天文学界不可能人人都干天体物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天文学的各个分支都应有人去占领，而且都要做出成绩来。”

对于先生的肺腑之言，席泽宗记忆犹新，并且让他在天文学史乃至后来的科学史研究道路上心无旁骛。他一头扎进书堆，开始查阅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各代纪要、《文献通考》和《通志》，以及一些杂史和日本的部分天文史料，耗费一年时间，发表了《古新星新表》。席泽宗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记录，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资料。一经刊出，就被美国和前苏联的专业杂志纷纷翻译、转载。

射电天文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古新星新表》的价值日趋突显。1965年，席泽宗和薄树人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这一篇科学文献，“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纪录的根据、两项区别新星和超新星纪录的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美国《科学》杂志惊叹文章的价值，于1966年第154卷第3749期翻译、转载了全文。紧接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出版了单行本。

席泽宗的研究让杨振宁兴奋不已。当初，杨振宁来到美国，求学于氢弹之父泰勒。他曾经让杨振宁整理出古新星爆发的历史纪录，但苦于美国图书馆相关资料缺乏，杨振宁未做此事。当他看到席泽宗的劳动成果，自然松了一口气。

对于自己的工作，席泽宗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践行了师长的拳拳期许，也开辟了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一片天地。

“冷”思考：唯真唯实唯严谨

成就接踵而来：1965年，鉴于席泽宗的突出贡献，李约瑟致函竺可桢，建议推荐他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尽管当时他的身份只是助理研究员；1975年，席泽宗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他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席泽宗被聘为4位首席科学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