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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 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后迁居香港。1966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3年修完大学课程，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破格录取，成为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3年后获博士学位。

25岁时，丘成桐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时，他因证明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而引起轰动。1982年，他获得数学领域最高荣誉菲尔茨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高等教育的目标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

孔子的教诲对东方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主张有教无类，在当时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革命。六艺之中，除伦理道德（这些理念以孝悌忠义来建立社会的秩序）外，所教授的内容皆以实用为主。他并无刻意揭示对真和美的寻求，而天人和谐共处却视为重要。

西方世界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不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腊诸贤，当然还有基督文化的价值观。

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欧洲大学都滥觞于成立于12世纪末的巴黎大学（稍早的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也有差不多的理念）。当时教育皆出于教会。大学里讲授的是神学、法律及医学；文学部则传授逻辑、物理、数学、天文、心理、伦理及政治等学问。而英国的名校，如牛津和剑桥，则直接由皇家督察，女王是所有大学的校长，而神学还是重要一环。

这些中古大学，它们有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它们用同样的语言（拉丁），相信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论共通的书，谈共同的问题。后来，因为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这种精神才开始解体。

当时大学的任务，乃是传授一套对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把它传授给下一代。这种看法一直到了18世纪初才发生深刻变化。真理不再被视为既得的了，相反，它变成了被寻求的对象。而大学里的教员，在讲授古籍精要的同时，也开始教授学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西方的大学

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在七八百年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它们的古典风格。19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养绅士的地方。所谓绅士，乃是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的文化人。

到了19世纪，德国的大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德国大学的任务，大体而言，有以下几项：

通过严谨的教导，把文化知识中的瑰宝传给下一代；为神职人员、法官、律师、医师、中学教员和高级公职人员提供专职的训练；开展科学研究；为独立研究提供训练。

德国教授的声誉，端赖于在研究上的贡献。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森（Friedrich Paulson）这样写道：“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上课时侃侃而谈，仿佛在座者都是学者教授。他们对这些听众将来只会从事实用性工作即中学教员工作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者他们并非不知情，而是他们认为，为人师表者，所亟须的乃是真正学者的教育。”

德国大学的模式对美国近代大学的影响很大。德国许多名教授，其后都移居美国，在彼邦桃李满门。虽然爱因斯坦从未在美国教书，但他的教育观点与这些德国教授无异。让我引用他于1952年10月5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这段话：

“只教授一门专门知识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此，学者只会变成一台有用的机器，而非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门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这些宝贵的经验，只能在与老师日夕亲炙时学到，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过度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

美国的大学吸取了德国与英国大学的所长，美国学者佛兰斯纳在1930年就提出大学必须是个有机体，应当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艺世界的种种知识。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他不以为大学应该跟随世界的风尚；但他也不认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他认为大学应当严肃地、批评地把持一些长远的价值意义。

1963年，加州大学校长柯尔（C. Kerr）写了一本书《大学之功能》，指出当代大学必须提供多元化的课程与活动，发挥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他提出将加州的大学分不同层次，除了现在的加州大学以外，还要有比较注重专业发展的大学。这种新的操作对整个美国的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讯工具的发展一日千里，实在非古人所能梦见。电话、飞机、互联网等使世界大大地缩小了。全球化使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显重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放眼世界，开放思想，循多种角度思考。大学也要有雅量去容纳一些知名学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他们会对大学作出卓越贡献。

我们必须分清哪一类教育是社会要求的，而且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很多大学依从政府、工业界或捐款者的“市场需求”办事。我认为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它不应该在政府、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02年在北大演讲时，指出要花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估量一所大学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不仅如此，大学应该高瞻远瞩，诱导培育新的发明，发展可能影响深远的思想，哪怕等到这些发明和思想开花结果，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日子，这便是美国大学深信不疑的理念。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它是行之卓有功效的。

古代之中国教育

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教育概由官办，目的是训练贵族子弟治理国家。从孔子到秦始皇这段时期，求学之风大盛，教育以个别名师为中心。在名师门下就学者，成百上千。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贫富均具。孔子说过，只要能付束脩（学费）的，他都愿意教导。

在这五百年间，诸学蜂起，百家争鸣。我国的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皆臻极致。与古希腊相比，诚然其精神及重点不同，但是其丰硕的成果与之相比，却不遑多让。

诸子百家的学说，有许多为秦汉所袭用。然而自始皇统一天下，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始皇焚书坑儒，便是最极端的例子。秦代回复东周以前呈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局面。

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韩非子：“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武帝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培养儒生。有汉一代，太学曾有多达一万多学生，占地广袤。学生之中，亦不乏来自域外者。

这种教育体系，自汉末衰微，但复兴于唐宋，其建制经历朝至近代而不衰。

科举制度则始于汉代。这种科举制度有利于政府广纳良材，乡鄙陇畂有能之士，一朝中举，即登庙堂。这种制度对维系整个国家的大统一及有效管治，功不可没。

纵然如此，无论科举或太学，其考核教授内容皆局限于朝廷认为有利于治国的科目，故此，要追求创新和抽象的思维并不容易。

与此平行共存者，另有一教育系统，由大儒或佛寺道观所创立，学生门徒也不少。他们自发机杼，创门立派。但由于人手资源不足，学生知识面并不宽广，但很多重要的哲学思想、科学成果都由他们得出。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很多是在官方的机构进行的，这是因为主要的图书典籍都保存在官方。从周朝以来，司马迁写史记，包括二十四史的写作，基本上都得益于官方的典籍和官方的系统研究。除了史书以外，还有天文历法（有钦天监）、农田水利（有大司农）等等。中国出名的两个最重要的古代数学书籍——《九章算数》和《周髀算经》的写作都是由官方完成的。另外，还有贵族和民间藏书引起的重要学术研究，举例来讲，有吕不韦、淮南王刘安等。著名的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考工记》等。

政府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现代之中国大学

到了19世纪末，中国传统教育不足之处显露无遗。而中国亦开始采取欧洲的教育体系。然而，传统政教不分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教育未能独立于政治。中国大学仍然热衷于把政治和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

举例来说，某名校百年庆典，其中政府高官云集。它的大学手册有如下的句子“大学建立之初，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时至今天，我国的大学确是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几年前一位教育部负责人就曾对我说，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

当今有名的学府，大多草创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许多政府要员也毕业于这些精英学府。这些学府大部分是国立的，但也有少量由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和庚子赔款基金所资助，如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便是。

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一样，这些私立大学名声卓越，学术自由风气颇盛。抗日期间，名校如西南联大和浙大皆在极度困乏的环境中作出一流的研究，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

究其因由，实在是由于自北往南颠沛流离，师生历尽艰辛的同时，又得饱览神州大地。是时我国有为日本侵略者灭族之虞，师生痛惜陆沈，故此奋进不已，思为我中华文化集薪传火。虽然薪金低微，但他们努力不懈，诸子争鸣。尤其重要的是，很多教授正当盛年，刚刚从欧洲或日本学成归来。他们热心将其所学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渴望寻求新的研究方向。有如此耽于发现和创新的师生，还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创造顶级水平的研究呢？

解放前由于政局不稳，学术气氛浓厚不再。很多出色的学生教授都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去了。

解放初期，事事以苏联为师，